第十四章 情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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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大脑一片苍茫，一只苍鹰在空中飞来飞去，伺机俯冲捕食，但却觅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灵感。
我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某种隐忧，我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在读者面前最大程度地藏起来，换句话说，我不想把小说与自己的真实生活混为一谈，而事实上我更担心随着这部小说情节的发展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写作是类似于巫术的充满意外悬念的行为。女主人公是一个与我一样不想寻求平常生活的女孩，她有野心有两个男人，内心从未平静过。她相信一句话：像蚂蟥那样吸干生活的精髓，包括秘密的快乐，不为人知的伤害，即兴的激情，永久的向往。她像我一样害怕死了以后下地狱，看不到电影，穿不到舒适的睡衣，听不到MoNo的天籁之音，无聊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我抽烟，在地板上走，把唱机的音量放得很大，甚至还翻天天的抽屉，看他有没有留下一点令我惊喜的纸片。最后我在通讯录上翻到马克的电话，我犹豫着，是不是该给他打个电话，天天刚走，而我就想给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想到这儿，我皱皱眉头。
但接着我自己想了两条理由，第一，我不爱那男人，他代替不了天天在我心中的位置，他的脸上只写着欲望。第二，他不一定能收到我的电话，如果他关掉手机的话。
于是，我拨出一串数字，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拨号音。我吐着烟，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左手的指甲，指甲修剪得整洁柔媚，十指尖尖，一瞬间看到自己的双手爬在马克健美的后背上，就像两只蜘蛛一样在蠕动，挑拨，轻指、咝咝咝的气声，漫天飞旋的性激素的气味。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的一个女人声音打扰了我的幻觉，“Hello！”她说。
我吓了一跳，本能地应了声“Hello”，然后我问，“IsMarkthere？”
“他在浴室，要留口讯吗？”她说一口德语腔很重的英语。
我礼貌地说不用了，我会再联络他。挂掉电话，一种沮丧的情绪影响了我，这个德国佬居然还有情人，当然也可能是他的太太。他从没说过他的私生活，我也没问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似乎还是“fuck来fuck去”的关系。
我消沉地躺在浴缸里，身边堆满了玫瑰浴露的香泡泡，一瓶红酒放在右手可以够得到的地方，这是我最虚弱的时刻，也是让我最自恋的时刻。我幻想在此时，有一个男人推开了浴室的门，走过来，撩开水面上的泡沫与花瓣，像挖掘珍宝一样挖掘我身体最隐秘地方的狂喜。看我像花瓣一样在他粗暴的掌心颤栗，被揉得粉碎，看我的眼睛在灯光下因为羞耻而变湿，我的嘴唇在潮汐冲刷下张开又闭上，我的双腿顺着欢乐的方向而蠕动张合。
我突然想念起天天，他用独一无二的手指，无数次地对我做过这种浮于普通肉欲上的诗化的性催眠，是的，像剥去层层迷雾直达爱的中心的催眠。我闭着眼睛边喝红酒边抚摸双腿之间，这种煎熬使我理解了为什么《毒太阳》中的亚历山大会选择死在浴缸里。
电话铃突然响了，“天天，”我心里叫了一声，睁大眼睛，欠身抓住嵌在右侧墙壁上的话筒。
“Hello，我是马克。”
我吸了口气，“Hi！”
“刚才你给我打过电话，是吗？”他问。
“没有啊！”我说，“我没有给你打什么fucking电话，我一直在寂寞地快乐地洗澡……”我打了个酒嗝儿，嘻嘻笑起来。
“我太太告诉我，在我洗澡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打过电话，听口音是中国人——我猜是你。”他好像胜券在握，吃准了我会想他似的。
“这么说，你有太太。”
“她刚从柏林来，来上海过圣诞节，一个月后她会回去。”他很奇怪地用着安慰的口气，好像我会为此而很难过。
“她挺忙的吧？哎，对了，我想起一件事，你有没有换过床单？……猜你肯定换过了，——不然她会闻出中国女人的味道。”我轻轻笑起来，我知道我有点醉了，一点点醉的感觉真好，什么都想得很开，云雾散去眼前只有光明。
长到25岁，抵御意外事件的能力就很强，就算他现在说他要与我分手或者说他要去火星也不会让我太绝望的。清醒地对待我与他的关系，一是一，二是二，别迷失方向。
他也笑起来，圣诞要到了，公司要放一个长长的假，他希望可以有机会与我见一面，他用中国话跟我讲电话，我猜他太太在旁边一个字也听不懂。男人总是在女人眼皮底下做出色胆包天的事，他们会说“爱你和对你忠实与否是两码事”，多数男人不适应一夫一妻制，他们缅怀古代的后宫里藏三千粉黛的艳史。
他说过几天有个记者朋友从德国来，他想介绍我们认识，那位朋友有计划采访上海有个性的年轻女性。
说到底，与一个情人和一个记者共进晚餐并不是坏事。那一天出门前，我盛妆打扮，我爱那种对着镜子描眉涂唇搽腮影自恋的感觉，为此我愿意下辈子还做女人。精心打扮而不露凿痕，矜持而可以在一刹那间使人惊艳，上海女人天生有这种细小处见心计的特质。
相书上说黑色是我的星座的幸运色，我穿着黑色高领紧身衫，一双跟儿高得吓人的靴子，头发简单地绾成朝天髻，插一支象牙管，手上是天天送我的银链。这身打扮给我安全感，知道自己是美的。
外滩的Monthebund餐馆，这是以价格昂贵而饭菜并不可口着称的一对澳洲姐妹开的餐馆，生意不错，在浦东工作的老外都结伴过江来此就餐，两米高的灯柱，雕花铁栏，餐厅布置得大而无当，但可能也符合马克他们那一民族的严谨、简洁的审美趣味。惟一迷人的是餐馆外那个大大的阳台，在那儿可以凭栏远眺浦江两边。
马克的记者朋友名叫吕安德，黑发黑眼，祖父一辈是从土耳其迁至德国的移民，一开始我们谈论足球和哲学，跟德国人谈足球虽然有些自卑，但哲学方面我的国家丝毫不逊色，吕安德崇拜孔子、老子，前者鼓励他走遍全世界寻求亘古不变的人类真理，后者则在他痛苦寂寞的时候安慰他，有点像吗啡。
应吕安德的提议，我开始讲述一遍我以前的经历，包括那本引起奇怪反响的小说集，还有我对自己与父母一代的关系的理解，以及我的历任男友，讲到天天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马克，他正在切一片蔬菜汁炙羊腿，装作没听见。
我讲得很坦率，天天是我惟一的爱人，上帝给我的礼物，尽管我一直预感到这是一份没有希望的爱情，可我不想也无力改变什么，到死也不会后悔的。说到死，我想我并不怕，我只害怕无聊地活着，所以我写作。我的英语不是特别好，个别词句需要马克翻译，马克一直都认真地帮着我。
马克一直装作只跟我是一般朋友，但他还是忍不住盯着我看，然后说一些笑话，比如他刚学中文的时候老把“皮包”说成“包皮”，有一天他准备请中国同事吃晚饭，走到半路上一摸口袋，很尴尬地对同事说，“对不起，我的包皮没带在身上。”
我大笑起来，他三句不离本行，都是带色的笑话。他的手在桌子底下寻找我的腿，这是冒险的举动，我写过的小说里就有在桌子底下摸错人的场面。但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我的膝盖，弄得我发痒，我忍不住笑起来，吕安德看着我笑的样子说：“就这样笑吧，我来给你拍一些照片。”
我用中文问马克：“这样的采访是不是不太好，只是满足德国人的一点好奇心，神秘的东方大国，年轻的反叛的女作家之类？”
“不，不，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相信很多人会尊重你，有一天你的小说会被译成德文。”
晚餐结束后，我们去了新华路上的Goya，这是一家以四十多种马丁尼酒和遍地的沙发、分支烛台、艳情的落地垂幔、绝对催眠的音乐着称的小酒馆。我喜欢这里的主人，一对年轻貌美的从美国回来的情侣，女主人叫宋洁，能画不错的画，她脸上的苍白是我见过的女子中最神秘的那种白，别人涂再多白粉也无法摹仿。
我们分别叫酒，我请酒保换一张碟，我知道他们有portishead的《Numy》，这样的音乐配上这样的酒才对感觉。有一段时间我和天天经常来这儿喝酒，这个地方像一艘沉在海底的古船，时时有种沉沉的睡意从天花板上压下来，压在脑袋上，使人迷醉，酒会越喝越多，沙发越坐越陷下去，经常可以嗅到麻醉的味道。不时有人喝着喝着就头一歪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醒过来，再喝，再睡一会儿，直到某处传来漂亮女人的笑声惊醒，总而言之，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温柔乡，一个人想暂时丢失一些自我的时候就会坐车来这儿。
我总是碰到一些上海滩上有名的演艺圈内人、画家、音乐人、传媒佬，就算彼此都认识到了这儿也只是点个头，说声你好吗？马克坐在我的旁边，和吕安德用德语说着什么，那种语言把我从他们的世界隔离开来了。我自得其乐地喝酒，脖子仰着喝酒很好，我会想起梦中的一只天鹅，我在伤感而优雅的情绪中自我沉沦。
马克的手又不动声色地来向我的臀和腰问好，我突然看到我的表姐朱砂和一张熟悉的男人的脸走进我的视野。我瞪大眼睛，她和阿Dick亲密地拉手走进来，几乎在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们也看到了我。他们没有任何反常的表情，而是很快地向我们走过来。
马克认出了朱砂，叫她的英文名字，“嗨，Judy。”
朱砂新跳槽到了那家德资公司后，马克就是她的老板。听我介绍说朱砂是我表姐，马克露出惊奇的表情，“你们一点也不像，”他说，“但都是聪明迷人的女孩。”他露骨地恭维着，可能在这儿突然遇到公司的下属，而且还是他秘密情人的表亲，这使他没有心理准备。我可以想象他在上班时的另一种样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职员说一不二，一切按规章办事，像上足油的高精度的机器，比如我住所墙头上德国钟就是那样分秒不误，性能可靠。
朱砂仿佛猜到了我与马克的关系，她对我微笑着，眨眨眼睛。我注意到她穿了件G2000削腰外套，亭亭玉立，像从巴黎春天广告招贴里走下来的模特。
然而吸引我注意力的还有件事，苍白英俊的画家阿Dick和我表姐在一起，手拉手，显然不是一般的朋友，他们一副热恋情人相，可马当娜在哪里？
音乐和酒精使人昏昏欲睡，我睡着了，等我醒过来，朱砂和阿Dick已经离开了，吕安德也想回他下榻的银河宾馆。马克对他说“先送你回宾馆”，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说，“然后再送你回去。”
我可能是真的喝多了，头靠在马克的肩上，嗅着来自北欧大地的花香和淡淡的狐臭，这种异国的性感体味也许是他最打动我的地方。车子经过银河宾馆放下吕安德，向我的住所开去。我顺从地伏在他怀里，他沉默着，窗外成片的街区和路灯掠过，我想我至今还不清楚在他眼里的我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没关系，他不会为我离婚不会为我破产，我也没有向他献出所有的光所有的热，生活就是这样，在力必多的释放和男女权力的转移中消磨掉日日年年的。
车子开到了我的住所，我承认我有些伤感，喝酒以后总是容易伤感的。他跟我一起下车，上楼，我没有说“不”。他开始脱我的衣服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我拎起话筒，天天的声音。
他的声音遥远而清晰，话筒不时有静电的滋滋声和猫叫声，他说他住在靠近海边的一家旅店里，受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房价和食物都很便宜，一天的花销不会超过200块，去药浴桑拿房里也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愉快，他说小猫线团也很好，明天他打算去海滨游泳。
我想不出跟他说什么话，马克把我抱起来放在桌上电话边上，我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抓着他的肩，他的脑袋拱在我的肚子上，他的舌头隔着内裤舔我的阴部，弄得我酥痒无比，浑身无力。我尽量把声音放得自然些，问天天那儿的气温有多高，女孩穿什么样的裙子，有没有去过椰树林，没有什么人打他坏主意吧，人们看上去若无其事的，并不表示他们没有坏心眼——要看好钱物哦。
天天笑起来，说我是个比他还糟糕的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信，凡事都往坏里想，骨子里对生命持有否定态度。天天的话像羽毛一样轻轻飘进我耳朵，然后融化了，我什么也没听进去，他的笑声使我觉得他适应陌生环境的能力比我想象的好，他的声音变成贝多芬琴键下月光般的音乐阻止了我内心的紊乱，我只感到一种快乐从脚底心涌上来，这种舒筋展骨的快乐是白色的，纯度为百分之百的牛奶的醇香，天天向我道晚安，在电话里他很响地吻了我几声。
我放下电话，马克把那东西射在我的裙子上，那么白那么多像百分之百的牛奶。
有一句话，“情永远需要禁忌”，禁忌犹如世上最好的春药，当有一天我在天天的葬礼上回忆起以前的很多事，我记起了这次电话经历，仿佛带着某种象征意味，仿佛在我身体里的不是别人而是天天，天天通过一根纵横万里的电话线来到了我身边，他的低语就在我耳边，他的呼吸声和笑声就在我的头脑最敏感的地方，闭上眼睛我第一次体验到天天给予我的清晰无比而又诡异无比的肉体的感觉，轻盈的、腐烂的、嘶嘶嘶的气流，一段无法与常人诉说的通灵般的洗礼，我一直对“通灵”一说有浓厚的兴趣，我也第一次领略到了身心交融的奇特通感，我决心对世上的宗教有所信仰，最重要的还是我隐约地被一种使人发疯的念头抓住，迟早我会有一个孩子的。雾蒙蒙的黑暗中轻风托起了金色的花，一个婴儿长着翅膀突然从暗中飞起，是这个男人或那个男人的，是这次或是那次。
马克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了地板上的皮包，他初来中国时一直误读成“包皮”的那东西，我浑身乏力，可还是有兴趣翻一翻，里面有几张VISA，MASTER卡，四方俱乐部的贵宾卡，还有一张全家照，我这才发觉他不仅有个气质不俗、微笑起来很迷人的妻子，还有一个三四岁大的儿子，金色的鬈发，蓝色的眼睛，像他。
我睁大眼睛，摇摇头，他们看上去都很高兴，有些让旁人嫉妒，我亲了一下马克英俊的脸，然后想也没想，顺手从皮包里那厚厚的一叠人民币中掏出几张，随手夹进一本书里，反正他不会发觉少了这区区几张钞票，跟老外打交道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大部分时候他们像少年儿童一样简单明快，喜欢就是喜欢，没兴趣了马上会告诉你，同时也缺少心眼儿，不像有些中国男士一样时时心细如发。
我事后琢磨了自己这一小偷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我想可能是出于对那张全家照上快乐气氛的嫉妒之意，还有就是对我的德国情人微妙的惩罚，让他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下丢掉一些人民币，然后再一往情深地渴望着我吧，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指望可言，也不负任何责任，情欲就是情欲，只有用金钱和背叛才能打击随时会发生的由肉欲转为爱的危险，原来我一直都害怕会真正迷恋上马克，再也离不开这份火烫、刺激、爽透的地下情。
半小时后，马克气喘吁吁地来敲我的门，我把那只圣罗兰牌钱包递给他，他亲吻我，把钱包塞进口袋里，然后微笑着转身匆匆跑下楼梯。
我在阳台上看见他重新钻进别克车里。车子很快一溜烟儿地消失在深夜无人的街头。
晚上我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大脑一片苍茫，一只苍鹰在空中飞来飞去，伺机俯冲捕食，但却觅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灵感。
我对这部小说产生了某种隐忧，我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在读者面前最大程度地藏起来，换句话说，我不想把小说与自己的真实生活混为一谈，而事实上我更担心随着这部小说情节的发展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某种莫名其妙的影响。
我一直认为写作是类似于巫术的充满意外悬念的行为。女主人公是一个与我一样不想寻求平常生活的女孩，她有野心有两个男人，内心从未平静过。她相信一句话：像蚂蟥那样吸干生活的精髓，包括秘密的快乐，不为人知的伤害，即兴的激情，永久的向往。她像我一样害怕死了以后下地狱，看不到电影，穿不到舒适的睡衣，听不到MoNo的天籁之音，无聊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我抽烟，在地板上走，把唱机的音量放得很大，甚至还翻天天的抽屉，看他有没有留下一点令我惊喜的纸片。最后我在通讯录上翻到马克的电话，我犹豫着，是不是该给他打个电话，天天刚走，而我就想给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想到这儿，我皱皱眉头。
但接着我自己想了两条理由，第一，我不爱那男人，他代替不了天天在我心中的位置，他的脸上只写着欲望。第二，他不一定能收到我的电话，如果他关掉手机的话。
于是，我拨出一串数字，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拨号音。我吐着烟，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左手的指甲，指甲修剪得整洁柔媚，十指尖尖，一瞬间看到自己的双手爬在马克健美的后背上，就像两只蜘蛛一样在蠕动，挑拨，轻指、咝咝咝的气声，漫天飞旋的性激素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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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吓了一跳，本能地应了声“Hello”，然后我问，“IsMarkthere？”
“他在浴室，要留口讯吗？”她说一口德语腔很重的英语。
我礼貌地说不用了，我会再联络他。挂掉电话，一种沮丧的情绪影响了我，这个德国佬居然还有情人，当然也可能是他的太太。他从没说过他的私生活，我也没问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之间似乎还是“fuck来fuck去”的关系。
我消沉地躺在浴缸里，身边堆满了玫瑰浴露的香泡泡，一瓶红酒放在右手可以够得到的地方，这是我最虚弱的时刻，也是让我最自恋的时刻。我幻想在此时，有一个男人推开了浴室的门，走过来，撩开水面上的泡沫与花瓣，像挖掘珍宝一样挖掘我身体最隐秘地方的狂喜。看我像花瓣一样在他粗暴的掌心颤栗，被揉得粉碎，看我的眼睛在灯光下因为羞耻而变湿，我的嘴唇在潮汐冲刷下张开又闭上，我的双腿顺着欢乐的方向而蠕动张合。
我突然想念起天天，他用独一无二的手指，无数次地对我做过这种浮于普通肉欲上的诗化的性催眠，是的，像剥去层层迷雾直达爱的中心的催眠。我闭着眼睛边喝红酒边抚摸双腿之间，这种煎熬使我理解了为什么《毒太阳》中的亚历山大会选择死在浴缸里。
电话铃突然响了，“天天，”我心里叫了一声，睁大眼睛，欠身抓住嵌在右侧墙壁上的话筒。
“Hello，我是马克。”
我吸了口气，“Hi！”
“刚才你给我打过电话，是吗？”他问。
“没有啊！”我说，“我没有给你打什么fucking电话，我一直在寂寞地快乐地洗澡……”我打了个酒嗝儿，嘻嘻笑起来。
“我太太告诉我，在我洗澡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打过电话，听口音是中国人——我猜是你。”他好像胜券在握，吃准了我会想他似的。
“这么说，你有太太。”
“她刚从柏林来，来上海过圣诞节，一个月后她会回去。”他很奇怪地用着安慰的口气，好像我会为此而很难过。
“她挺忙的吧？哎，对了，我想起一件事，你有没有换过床单？……猜你肯定换过了，——不然她会闻出中国女人的味道。”我轻轻笑起来，我知道我有点醉了，一点点醉的感觉真好，什么都想得很开，云雾散去眼前只有光明。
长到25岁，抵御意外事件的能力就很强，就算他现在说他要与我分手或者说他要去火星也不会让我太绝望的。清醒地对待我与他的关系，一是一，二是二，别迷失方向。
他也笑起来，圣诞要到了，公司要放一个长长的假，他希望可以有机会与我见一面，他用中国话跟我讲电话，我猜他太太在旁边一个字也听不懂。男人总是在女人眼皮底下做出色胆包天的事，他们会说“爱你和对你忠实与否是两码事”，多数男人不适应一夫一妻制，他们缅怀古代的后宫里藏三千粉黛的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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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的Monthebund餐馆，这是以价格昂贵而饭菜并不可口着称的一对澳洲姐妹开的餐馆，生意不错，在浦东工作的老外都结伴过江来此就餐，两米高的灯柱，雕花铁栏，餐厅布置得大而无当，但可能也符合马克他们那一民族的严谨、简洁的审美趣味。惟一迷人的是餐馆外那个大大的阳台，在那儿可以凭栏远眺浦江两边。
马克的记者朋友名叫吕安德，黑发黑眼，祖父一辈是从土耳其迁至德国的移民，一开始我们谈论足球和哲学，跟德国人谈足球虽然有些自卑，但哲学方面我的国家丝毫不逊色，吕安德崇拜孔子、老子，前者鼓励他走遍全世界寻求亘古不变的人类真理，后者则在他痛苦寂寞的时候安慰他，有点像吗啡。
应吕安德的提议，我开始讲述一遍我以前的经历，包括那本引起奇怪反响的小说集，还有我对自己与父母一代的关系的理解，以及我的历任男友，讲到天天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马克，他正在切一片蔬菜汁炙羊腿，装作没听见。
我讲得很坦率，天天是我惟一的爱人，上帝给我的礼物，尽管我一直预感到这是一份没有希望的爱情，可我不想也无力改变什么，到死也不会后悔的。说到死，我想我并不怕，我只害怕无聊地活着，所以我写作。我的英语不是特别好，个别词句需要马克翻译，马克一直都认真地帮着我。
马克一直装作只跟我是一般朋友，但他还是忍不住盯着我看，然后说一些笑话，比如他刚学中文的时候老把“皮包”说成“包皮”，有一天他准备请中国同事吃晚饭，走到半路上一摸口袋，很尴尬地对同事说，“对不起，我的包皮没带在身上。”
我大笑起来，他三句不离本行，都是带色的笑话。他的手在桌子底下寻找我的腿，这是冒险的举动，我写过的小说里就有在桌子底下摸错人的场面。但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我的膝盖，弄得我发痒，我忍不住笑起来，吕安德看着我笑的样子说：“就这样笑吧，我来给你拍一些照片。”
我用中文问马克：“这样的采访是不是不太好，只是满足德国人的一点好奇心，神秘的东方大国，年轻的反叛的女作家之类？”
“不，不，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相信很多人会尊重你，有一天你的小说会被译成德文。”
晚餐结束后，我们去了新华路上的Goya，这是一家以四十多种马丁尼酒和遍地的沙发、分支烛台、艳情的落地垂幔、绝对催眠的音乐着称的小酒馆。我喜欢这里的主人，一对年轻貌美的从美国回来的情侣，女主人叫宋洁，能画不错的画，她脸上的苍白是我见过的女子中最神秘的那种白，别人涂再多白粉也无法摹仿。
我们分别叫酒，我请酒保换一张碟，我知道他们有portishead的《Numy》，这样的音乐配上这样的酒才对感觉。有一段时间我和天天经常来这儿喝酒，这个地方像一艘沉在海底的古船，时时有种沉沉的睡意从天花板上压下来，压在脑袋上，使人迷醉，酒会越喝越多，沙发越坐越陷下去，经常可以嗅到麻醉的味道。不时有人喝着喝着就头一歪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醒过来，再喝，再睡一会儿，直到某处传来漂亮女人的笑声惊醒，总而言之，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温柔乡，一个人想暂时丢失一些自我的时候就会坐车来这儿。
我总是碰到一些上海滩上有名的演艺圈内人、画家、音乐人、传媒佬，就算彼此都认识到了这儿也只是点个头，说声你好吗？马克坐在我的旁边，和吕安德用德语说着什么，那种语言把我从他们的世界隔离开来了。我自得其乐地喝酒，脖子仰着喝酒很好，我会想起梦中的一只天鹅，我在伤感而优雅的情绪中自我沉沦。
马克的手又不动声色地来向我的臀和腰问好，我突然看到我的表姐朱砂和一张熟悉的男人的脸走进我的视野。我瞪大眼睛，她和阿Dick亲密地拉手走进来，几乎在一秒钟的时间里，他们也看到了我。他们没有任何反常的表情，而是很快地向我们走过来。
马克认出了朱砂，叫她的英文名字，“嗨，Judy。”
朱砂新跳槽到了那家德资公司后，马克就是她的老板。听我介绍说朱砂是我表姐，马克露出惊奇的表情，“你们一点也不像，”他说，“但都是聪明迷人的女孩。”他露骨地恭维着，可能在这儿突然遇到公司的下属，而且还是他秘密情人的表亲，这使他没有心理准备。我可以想象他在上班时的另一种样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职员说一不二，一切按规章办事，像上足油的高精度的机器，比如我住所墙头上德国钟就是那样分秒不误，性能可靠。
朱砂仿佛猜到了我与马克的关系，她对我微笑着，眨眨眼睛。我注意到她穿了件G2000削腰外套，亭亭玉立，像从巴黎春天广告招贴里走下来的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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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和酒精使人昏昏欲睡，我睡着了，等我醒过来，朱砂和阿Dick已经离开了，吕安德也想回他下榻的银河宾馆。马克对他说“先送你回宾馆”，他又回过头来，对我说，“然后再送你回去。”
我可能是真的喝多了，头靠在马克的肩上，嗅着来自北欧大地的花香和淡淡的狐臭，这种异国的性感体味也许是他最打动我的地方。车子经过银河宾馆放下吕安德，向我的住所开去。我顺从地伏在他怀里，他沉默着，窗外成片的街区和路灯掠过，我想我至今还不清楚在他眼里的我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没关系，他不会为我离婚不会为我破产，我也没有向他献出所有的光所有的热，生活就是这样，在力必多的释放和男女权力的转移中消磨掉日日年年的。
车子开到了我的住所，我承认我有些伤感，喝酒以后总是容易伤感的。他跟我一起下车，上楼，我没有说“不”。他开始脱我的衣服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我拎起话筒，天天的声音。
他的声音遥远而清晰，话筒不时有静电的滋滋声和猫叫声，他说他住在靠近海边的一家旅店里，受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房价和食物都很便宜，一天的花销不会超过200块，去药浴桑拿房里也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愉快，他说小猫线团也很好，明天他打算去海滨游泳。
我想不出跟他说什么话，马克把我抱起来放在桌上电话边上，我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抓着他的肩，他的脑袋拱在我的肚子上，他的舌头隔着内裤舔我的阴部，弄得我酥痒无比，浑身无力。我尽量把声音放得自然些，问天天那儿的气温有多高，女孩穿什么样的裙子，有没有去过椰树林，没有什么人打他坏主意吧，人们看上去若无其事的，并不表示他们没有坏心眼——要看好钱物哦。
天天笑起来，说我是个比他还糟糕的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信，凡事都往坏里想，骨子里对生命持有否定态度。天天的话像羽毛一样轻轻飘进我耳朵，然后融化了，我什么也没听进去，他的笑声使我觉得他适应陌生环境的能力比我想象的好，他的声音变成贝多芬琴键下月光般的音乐阻止了我内心的紊乱，我只感到一种快乐从脚底心涌上来，这种舒筋展骨的快乐是白色的，纯度为百分之百的牛奶的醇香，天天向我道晚安，在电话里他很响地吻了我几声。
我放下电话，马克把那东西射在我的裙子上，那么白那么多像百分之百的牛奶。
有一句话，“情永远需要禁忌”，禁忌犹如世上最好的春药，当有一天我在天天的葬礼上回忆起以前的很多事，我记起了这次电话经历，仿佛带着某种象征意味，仿佛在我身体里的不是别人而是天天，天天通过一根纵横万里的电话线来到了我身边，他的低语就在我耳边，他的呼吸声和笑声就在我的头脑最敏感的地方，闭上眼睛我第一次体验到天天给予我的清晰无比而又诡异无比的肉体的感觉，轻盈的、腐烂的、嘶嘶嘶的气流，一段无法与常人诉说的通灵般的洗礼，我一直对“通灵”一说有浓厚的兴趣，我也第一次领略到了身心交融的奇特通感，我决心对世上的宗教有所信仰，最重要的还是我隐约地被一种使人发疯的念头抓住，迟早我会有一个孩子的。雾蒙蒙的黑暗中轻风托起了金色的花，一个婴儿长着翅膀突然从暗中飞起，是这个男人或那个男人的，是这次或是那次。
马克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了地板上的皮包，他初来中国时一直误读成“包皮”的那东西，我浑身乏力，可还是有兴趣翻一翻，里面有几张VISA，MASTER卡，四方俱乐部的贵宾卡，还有一张全家照，我这才发觉他不仅有个气质不俗、微笑起来很迷人的妻子，还有一个三四岁大的儿子，金色的鬈发，蓝色的眼睛，像他。
我睁大眼睛，摇摇头，他们看上去都很高兴，有些让旁人嫉妒，我亲了一下马克英俊的脸，然后想也没想，顺手从皮包里那厚厚的一叠人民币中掏出几张，随手夹进一本书里，反正他不会发觉少了这区区几张钞票，跟老外打交道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大部分时候他们像少年儿童一样简单明快，喜欢就是喜欢，没兴趣了马上会告诉你，同时也缺少心眼儿，不像有些中国男士一样时时心细如发。
我事后琢磨了自己这一小偷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我想可能是出于对那张全家照上快乐气氛的嫉妒之意，还有就是对我的德国情人微妙的惩罚，让他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下丢掉一些人民币，然后再一往情深地渴望着我吧，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指望可言，也不负任何责任，情欲就是情欲，只有用金钱和背叛才能打击随时会发生的由肉欲转为爱的危险，原来我一直都害怕会真正迷恋上马克，再也离不开这份火烫、刺激、爽透的地下情。
半小时后，马克气喘吁吁地来敲我的门，我把那只圣罗兰牌钱包递给他，他亲吻我，把钱包塞进口袋里，然后微笑着转身匆匆跑下楼梯。
我在阳台上看见他重新钻进别克车里。车子很快一溜烟儿地消失在深夜无人的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