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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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概还是在三年以前吧，深感于自己现当代文学知识的匮乏，选修课报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欣赏。其实那老师的所谓授课也不过是想办法消耗每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罢了，于个人则实在难有什么进益的，但居然还是去坚持听了下来。当日讲解的是曹禺和郭沫若先生的同名剧王昭君。曹禺先生的大多数话剧我先前还是读过的，但对于郭沫若先生可就相当的无所知了。这原因一是我对于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本没有太浓的兴趣，二是当年读过屈原，很难接受郭沫若先生的行文风格。郭氏有“文学上的疯子”雅号，本不是全无来由的。而这“疯”也就促成了我和郭氏作品的缘断。
然而那时候却终于决定要读上一读了。郭氏作品在现在的书市那是很难见到的了，于是到网上搜找。但几乎搜遍整个互联网，却照样连一部作品也未找到。这种现代书籍市场对于郭氏的冷遇据说也是大有其原因存在的。现代的女士先生们大都是大雅之人，多半是患了洁癖的，由于郭氏后半生的某些“行止”“有亏”大都是讳言之如避蛇蝎的。于是乎到了互联网时代，郭氏也就只好被历史遗忘；他的作品，也就只能跟随着作家本人的晦气而渐渐至于被历史沙汰。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反正那最后是竟而终于在友人那里得到了沫若先生的作品了，是话剧南冠草。第一次细细阅读了他的作品，深深感动于郭沫若先生的慷慨悲歌；就想，那样的极具鼓动意义的作品大概也只有郭沫若先生这样的“疯子”才能写得出来。1943年，正当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该剧在重庆上演时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也实在并非幸至的。
郭沫若先生的南冠草，是一部描写明朝灭亡之后，以少年英雄夏完淳为代表的明朝衣冠士子们激扬民族大义，抵抗入侵清军，最终被捕而杀身成仁的英雄史诗。而那个连清朝诗人沈德潜都深深铭佩而评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的夏完淳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人深深感动。在那后来还特意搜求到他的慷慨激昂的诗文南冠草等来读。诗文中，这个少年英雄所表现出来的英武豪迈之气，悲壮凄凉之情，实堪得后人评价“高华沉郁两擅其长”读来让人心弦震荡，铭佩不已。
二
夏完淳，明朝末年华亭人。乳名端哥，别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其父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其人好古博识，习书尚文，是晚明时期一位颇具名望的学者式文人。允彝完淳父子明史无传，仅有零星的介绍附于陈子龙传末尾。清人叶梦珠阅世编?门祚一中有些许的介绍云：“夏允彝彝仲为诸生时，即与陈卧子齐名，及同登进士，声气益广，天下莫不知云间陈、夏，历官吏部考功郎。鼎革之际，自缢而死。其子完淳，字存古，幼禀异资，读书过目成诵，八岁能文，一时咸以大器目之。及吴帅之叛，完淳为草檄文，词连逮捕杀之，年未二十，无嗣，或云遗腹一子，今不知所在。”
夏完淳受业之师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为晚明时期著名诗人。据明史记载陈子龙“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清人沈德潜以为：“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以为陈子龙以一人之力重震诗坛雄风，这评价可谓极高的了。大概就为了这原因，有清一朝，陈子龙被尊崇为“明诗殿军”、“晚明诗坛的终结者”民国诗人柳亚子有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所谓“湘真”也就是陈子龙的诗词集湘真阁存稿了。可见对于陈子龙，便是这位柳亚子先生也是深深地仰慕的。
夏完淳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气氛中成长起来的“神童”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天资聪颖，早慧，5岁读经史能与长者交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曾写诗赞道：“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7岁能诗文，9岁写出代乳集。其时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神童”大概不只夏完淳一人，直到现在总还有媒体鼓吹什么什么神童幼年出书多少多少云云，貌似颇像那么一回事的，但倘与这位夏完淳对照，实在是要让现代神童们无地自容的。
明人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先君（即杜鳞征）与彝仲谋曰：‘我两人老困公事，不得一二时髦文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遂敦请文会凡得五人，同笔砚为快。卧子先生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人之数。”这里所说的“敦请文会”也就是明朝末年几社的成立。
在中国封建社会，充斥着整个历史长河的，向来就少不了宦官干政。到了明代，更是阉竖横行，以致有“十万太监亡大明”之说。晚明年间，朝政更趋腐败，为与阉党做斗，而有东林党出现。自东林党之后，文人结社之风大盛。崇祯初年，大名士张溥在吴江把南北各地知名文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其中包括江南应社、苏州羽明社、浙西闻社、江西则社、中州端社等，结成新的“复社”1641年，精神领袖张溥去世，其弟子太仓吴梅村继之而为复社党魁，此后复社渐趋衰落。夏允彝自开炉灶，成立了新的师生相传的“几社”诗文唱和，社友们互相以道德文章激励。而“成六人之数”则为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鳞征、周立勋六人，皆时之名士。此时的夏完淳年仅十一二岁，却已和杜登春等人模仿父辈的样子组建“西南得朋会”后更名求社“为几社诸公后起之局”“为几社诸公后起之局”出自杜登春社事始末，可见几社与复社之间确是有着大的传承关系的。这也正是夏完淳一生文才气节之所禀。
据史载，夏允彝每出游远方，常带完淳在身边，使他阅历山川，接触天下豪杰。孟子有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宋人苏辙以为孟子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认为作文为人必先养气，气盛而为人为文方能宽厚宏博；而善养气者自在阅历名山大川，交接天下豪杰，即所谓“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这些阅历，加之当时的人文社会环境对于幼小的夏完淳的影响也就直接促成了这个十来岁的少年后来的英雄事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神童”不少，然而难有伟大的作品出现者，难有那样伟大的文学家出现者，我以为倒是现今的人们这“气”实在是没有养够的。这一点，现代将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而坐就想写出个什么什么世之杰作的神童们实在也是难以望夏完淳之项背的。
三
中国的文人实在是中国社会一个最为独特的群体；他们对于自己所生存于其中的那个国家的那种感情要严格地说起来那是绝对地很有点奇怪的。固然，文人中不乏蝇营狗苟无耻奸邪以谋权势私利者，但耿介之士却同样地占有不小的比例。他们对于自己的最高主子皇帝先生或许敢于大不敬，对于国家本身也敢于不讳言甚而至于嘲骂，但一旦疆土崩溃国破家亡，皇帝先生在煤山之上一根绳子吊死了以后，却又恨不能以死殉其主。鲁迅先生论红楼，以为焦大的骂贾府“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因此“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焦大当然不是什么文人的，但中国的文人大都是焦大，这大概是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其实中国文人的这种对于国家的感情也正是从屈原开始的。不论楚怀王和他的继任者怎样地将屈原从国家政体中开除，这并不能影响他对自己的国家的苦恋。“国破山河在”的道理文人尤其是诗人都懂得，但除了钱谦益吴梅村之流，是没有多少人会往那里去想的。这也就能解释何以在中国的历史中会有着那样多的文人殉国者了。
然而焦大的“要贾府好”得到的报酬是满嘴的马粪，屈原式的文人们也就只好被流放被杀头或者被逼活不下去而自己杀掉自己的头了。倘若你不想有这样的三个选择，那你就去息隐你的山野林泉，悠哉游哉吟诗唱词去，等到煤山之上传来“大明皇帝上路”的悲凉余韵，再没了这皇帝来流放你斩杀你或者逼迫你自己斩杀你，你再去为这个你曾经倾力嘲骂的皇帝报仇去。
四
夏允彝陈子龙所走的也正是这样的一条路。1644年，明朝灭亡。夏允彝急赴扬州拜谒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商议恢复大计。然而由于南明弘光政权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夏允彝才不获展反受排挤，不得不引退山野。当时满清在江南的统治并不稳固，义师纷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散落其间。于是，夏允彝暗中写信给自己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商议合兵攻取苏州，然后收复杭州，再进兵南京，以图保有明朝江南半壁江山。其时夏完淳年仅十五岁，刚刚完婚，即随父亲一道加入戎旅之中。惜乎，吴志葵无长远谋略，部下水军又极懦弱，将士多懈怠贰心，苏州城不仅未被攻下，这些残明的乌合之众，也终于大败四溃，在黄浦江为清军全歼。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消息，松江府城被清兵攻占。又闻好友徐石麒领导嘉兴起义失败殉国，好友侯峒曾、黄淳耀等领导嘉定起义失败殉国，夏允彝中国文人的迂腐脾气发作，言道：“某人之军，师败，则死之。”以为吴志葵所部全军覆没，自己理当殉国。乡人劝他可以趁乱渡海去他曾任地方官的福建，招纳兵马，再图复起。经过大败之后的夏允彝这个时候却好像已经极度悲观，又是知识分子，大为在意身后名声，生恐再度失败而蒙万世之羞，说：“吾昔吏闽，闽中八郡咸怀思我。今驾一航南趋，图再举事，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行遯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吾将从虞求(徐石麒字虞求)、广成(侯峒曾字广成)游耳。”松江清军主将早闻夏允彝大名，表示只要他出山，一定给大官作。“夏君来归我，当大用；既不愿为官，只求见一面。”夏允彝闻而在门上大书道：“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无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将以死自蔽乎？”以贞妇自喻，轻而易举封了劝降之辞，同时也明白表示了自己绝不苟活于世的心志。
在这期间，夏允彝居住乡间，满怀悲愤地写下了自己所经历明朝覆亡的亲见亲闻，取名幸存录。又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待后事，然后平静与家人言别，并特意把幸存录交予夏完淳，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代父完成恢复志愿。随后自杀身亡。关于夏允彝的自杀，史上说法众多。明史以为“自投深渊以死”叶梦珠阅世编?门祚一则以为“鼎革之际，自缢而死”一般则认为是“投松江而死”这里就不赘言了。
五
当初在尚在几社之时，徐孚远、陈子龙、夏允彝曾畅言其志。徐孚远曰：“百折不回，死而后已。”夏允彝曰：“吾仅安于无用，守其不夺。”陈子龙曰：“吾无闇公（徐孚远字闇公)之才，志则过于彝仲，顾成败而不暇之计也。”结局果如其言。徐孚远在清兵破松江后，从鲁王政权漂泊海岛，赴台湾投奔郑成功，最后死于台湾，可谓“百折不回，死而后已”陈子龙一生与夏允彝相交极契，本待与之同死，但夏允彝早料他会如此，是以将母亲妻子托付于他，他本人又有九十岁老祖母需要赡养，故而忍死待变，割发为僧隐于乡间，带同夏完淳连结太湖水军起义。南明宗室鲁王监国时，陈龙子暗中接受鲁王任命，与夏完淳一起策动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无奈天不祚明，兵变被叛徒告密，吴胜兆被杀，陈子龙本人也被逮捕。在押解至南京的途中，陈子龙终于作出了与其挚友夏允彝一样的人生选择：跳水自杀殉国。此说据阅世编?门祚一：“鼎革之际，（陈子龙）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胜兆党，捕甚急，赴水而死。”明史也以为“乘间投水死”后人多有不满这个记载者，以为以夏完淳对陈子龙之尊崇，不可能任由老师被捕而无营救之举，于是纷纷猜测在押解南京的途中大概在苏宁之间的塘河里，夏完淳曾率部埋伏企图解救陈子龙，但终于寡不敌众而失败，陈子龙为让夏完淳所部不至覆没，手铐脚镣的从船舱里冲出，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抱着敌人一起滚进塘河而死。实则者说法并无根据，不过人们美化英雄的一个小小的创作罢了。
在夏允彝死后一年中，夏完淳组织领导起义的闲暇，写下大量洋溢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此外还继承父志，写下历史著作续幸存录，记述弘光一朝的大事，总结其经验教训，如“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多；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后人多以为识见超卓，深刻总结了南明王朝所以难成气候的原因所在。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崛起于黑山白水之间的女真人后裔铁骑南下，以弘光小朝廷区区之力，亡国也实在是难免的。这实在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弘光政权“三反之政”倒在其次的。一定要从弘光政权内部找原因，固然是这位少年爱国者不甘为亡国奴，不甘为异族奴役之表现，然而在另外的一个意义上，却也不能不说是其一种“幼稚”、不能认清大势之所趋的表现。其实这何尝是夏完淳一人如此，整个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们每遇历史大变，又有几人能真正看得清楚看得明白的？
顺治四年（1647）春，明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完淳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系的秀才谢尧文，使赴舟山呈与鲁王。谢在漴阙候船之时，被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当局得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秉承清摄政王多尔衮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完淳避在嘉善岳父钱栴家中，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决定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侦获逮捕，与岳父等反清义士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船过细林山(即辰山，夏完淳曾随陈子龙游于此)之时，夏完淳想起老师陈子龙，百感交集，遂作细林夜哭哀悼恩师：
细林山上夜乌啼，细林山下秋草齐。
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
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
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
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
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
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
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
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
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
天地跼蹐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
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
烈皇乘云御六龙，攀髯控驭先文忠。
君臣地下会相见，泪洒阊阖生悲风。
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
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
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
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诗中叙事与抒情并行，先写实地背景，益之以古史故典，故有泪洒秦庭与矢飞聊城之事。但大势已去，天地崩而威灵怒，遂死江中、殉节报国，可望与先前死难之先帝地下相会云云。继而全诗情转而切入自叙颠踬，一举竟入清兵罗网，若赵氏孤儿兼为田横之客，则必死无疑。全诗俯仰浩叹，实即野哭，但犹自励“且莫哀”改以筑室夜台的凄清境界，以寒霜苦月的形象，深化时代所加诸个人的无穷寂寥。全诗声泪俱下、哀感动人而又慷慨激昂，配以典故，则更令人怀古伤今。综观夏完淳之一生，陈子龙之文人为文对他影响极大，是以史上颇有以陈子龙为夏完淳“精神上的父亲”之说。不论此说确实与否，终夏完淳一生却也真没能走出陈子龙对他的影响。
船到江宁，夏完淳望见隐隐钟山，仰天长啸：“我得归骨于高皇帝孝陵，千载无恨！”回首遥望故乡，朝东方拜了几拜，临别故乡作成别云间(松江古称云间)：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诗中表现了他对故乡依依惜别的深情挚意，表现了他对明朝覆亡、山河非我的无限伤感，更突出地表现了他至死不屈的高风亮节。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书生，经历了如此惨烈严酷的事变和考验，肩负起如此重大庄严的义务和责任，表现得如此镇静和果决，真是民族之魂有托，四百年后仍令人追思不已，尚飨其英灵！
关于夏完淳的被捕，史上颇多异同之论。有说是因谢尧文通海案发“拜表普陀，为守帅侦得，见收”；有说“以陈子龙狱词连及”仅只是株连；也有说“吴胜兆反正举兵，完淳与预其谋，巴、陈、土三帅执之，解入金陵。”这里旨不在此，不论。
六
当时审讯夏完淳的，乃前明官封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军务而后投降清军一直被历史目为汉奸的洪承畴。得到历史这样的评价，客观地说，实在是对洪承畴的不公。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泉州府南安县人氏。万历四十三年，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1633年洪承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在陕西一带集中兵力攻打农民起义军，颇多大捷，一度扫除明军颓靡之风。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其所部为“洪军”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后来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艰苦斗争失利后被擒。洪承畴是祟祯皇帝的肱股之臣，文武兼备，谋略过人，是不可多得的良才。清太宗皇太极为今后逐鹿中原计，一心争取洪承畴归顺，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笼络他，下旨以礼护送洪承畴到盛京（今沈阳）。为了洪承畴的投降，皇太极没少下工夫，甚至还动用了皇太极最心爱的妃子庄妃。最终，洪承畴终受感动，投降皇太极。
大讽刺的事情还在后面。洪承畴本为明朝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亦颇佳，既为皇帝倚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松山兵败，举国大震，皆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特辍朝3日，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御制“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突然传来消息：洪承畴降清，御祭始罢。天下皆笑崇祯不能识人。
清顺治元年（1644年）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攻明，献言献策，为大清王朝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其所作贡献对于清初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病逝，寿终正寝，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洪承畴的历史功绩，认为多使百姓免受战争苦难，因写诗赞洪文襄道：
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
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
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
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
关于洪承畴值得一提的还有——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国史馆进新纂洪承畴传，于南明王朝的唐王前加“伪”字，乾隆皇帝批阅之后，发话道：“若明之唐王、桂王设竟以为伪，所谓矫枉过正。即明末诸臣如黄道周、史可法等，在当时抗拒王师，固诛戮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论，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朕方嘉予止，又岂可概以伪臣目之乎？”因亲自将洪承畴传编入明史?贰臣传。不论客观意义上的洪承畴历史功绩如何，总是难以免除历史加给他的贰臣的名号了。
七
关于洪承畴审讯夏完淳，史上记载极得神髓。洪承畴本知道夏完淳神童才子之名，见他小小年纪，也实在怜惜，有意回护，因说道：“闻汝曾上奏鲁逆，可有此事？”夏完淳昂首答：“不错。”洪承畴假惺惺道：“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夏完淳伸直腰板，佯装不知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吾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洪承畴一时语塞，大汗淋漓。左右差役还以为他真不知道审讯他的是谁，皆说：“小子妄言，今洪大人即坐于堂上。”夏完淳大怒，声色俱厉道：“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
我们今天还可以想象得出这一句完毕，大堂之上洪夏二人的那种表情。一个变色尴尬，一个镇定冷笑。原告被告甚而至于角色互换，历史在这里上演了一出英雄与汉奸相对照的精彩戏剧。
夏完淳在监狱中关押将近三月，洪承畴见其并无投降之意，不得不于1647年9月19日以“通海寇为外援，结湖泖为内应，秘具条陈奏疏，列荐文武官衔”的罪名在南京西市处死夏完淳，其时夏完淳年方才17岁。这个少年英雄短暂的一生至此鲜活的生命暂告终结，然而他的精神却永远不死，直到今日，还被一代代人们铭记着感动着。人虽为国捐躯，但是宇宙终将长存其英烈之气，以至于无穷，以至于永远。
相传，在狱中，与夏完淳一同被捕的岳父钱栴一度意志沮丧，流露出贪生怕死之意。夏完淳慷慨激励其岳父道：“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并赋诗一首曰：
乐今竟如此，王郎又若斯。
自羞秦狱鬼，犹是羽林儿。
月白劳人唱，霜空毅魄悲。
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
相传夏完淳被捕之时其妻钱秦篆怀有一子。夏完淳在监狱中曾作狱中上母书和遗夫人书。在狱中上母书中，这个少年英雄写道：
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如其不然，万勿置后。会稽大望，至今而零极矣。节义文章，如我父子者几人哉？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语无伦次，将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直到那时候，这个民族英雄还在渴望着能够有朝一日“中兴再造”恢复明朝政权。在今天我们为他的英雄事迹感动的同时，对他的那种渺茫的希冀也不能不感到叹息。而这，实在也是中国的文人们不能认清局势的悲哀。
八
关于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所以会遭到明朝士大夫们如此激烈的抵抗，人们一直企图从各方面寻求其解释。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谈到明末遗民之志节时以为“清人入关，遭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代。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薄弱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企图从文化的高度来寻求解释。有明一朝，尤其是在晚明年间文化高度发达，而这高度发达的文化，则更加集中在江南一带。不论是降清的钱谦益、吴梅村，还是坚持斗争以图恢复明朝统治的陈子龙、夏允彝、黄宗羲、顾炎武、査继佐等等还是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潜心学问的谈迁、张岱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中耀眼的明星们无一不出自江南，正是他们，才形成了晚明年间秀丽的江南文化。
钱穆先生以为“清人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这几句话研究者一直以为有这深厚的意义存在。的确，在现今看来，这些南方衣冠士子对于满清的反抗，与其说是对于明朝政权的忠心，倒不如说是对于汉族衣冠文化的忠心。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意义之所在。所谓“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其实“上启国主”者也不过是衣冠士子与南明政权的一次结合，而这结合的终极目的，固然是为了恢复明朝政权，很大的意义上也只是恢复汉文化，也就是所谓“衣冠制度”了，这才是“民族文化之象征”而“王室推移”则是“无关重要”的。
然而，这恢复汉文化的衣冠制度的斗争终究还是失败了。“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难以抵抗白山黑水之间崛起的满洲铁骑“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终弘光政权之始终，根本无力也没能组织起一次稍稍像样的抵抗，也是在难免其失败了。在这里，不论再高明先进的文化也是要屈服于暴力之下的。先进文化对于暴力的屈服，本来就是一个大的悲剧，这也就是一部明亡史所以充满着血和泪的原因所在了。
然而，倘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那种激昂民族大义的慷慨斗志，实在是值得我们现如今孱弱的中国文人们深深思索和惭愧的。
一
大概还是在三年以前吧，深感于自己现当代文学知识的匮乏，选修课报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欣赏。其实那老师的所谓授课也不过是想办法消耗每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罢了，于个人则实在难有什么进益的，但居然还是去坚持听了下来。当日讲解的是曹禺和郭沫若先生的同名剧王昭君。曹禺先生的大多数话剧我先前还是读过的，但对于郭沫若先生可就相当的无所知了。这原因一是我对于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本没有太浓的兴趣，二是当年读过屈原，很难接受郭沫若先生的行文风格。郭氏有“文学上的疯子”雅号，本不是全无来由的。而这“疯”也就促成了我和郭氏作品的缘断。
然而那时候却终于决定要读上一读了。郭氏作品在现在的书市那是很难见到的了，于是到网上搜找。但几乎搜遍整个互联网，却照样连一部作品也未找到。这种现代书籍市场对于郭氏的冷遇据说也是大有其原因存在的。现代的女士先生们大都是大雅之人，多半是患了洁癖的，由于郭氏后半生的某些“行止”“有亏”大都是讳言之如避蛇蝎的。于是乎到了互联网时代，郭氏也就只好被历史遗忘；他的作品，也就只能跟随着作家本人的晦气而渐渐至于被历史沙汰。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反正那最后是竟而终于在友人那里得到了沫若先生的作品了，是话剧南冠草。第一次细细阅读了他的作品，深深感动于郭沫若先生的慷慨悲歌；就想，那样的极具鼓动意义的作品大概也只有郭沫若先生这样的“疯子”才能写得出来。1943年，正当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该剧在重庆上演时能够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也实在并非幸至的。
郭沫若先生的南冠草，是一部描写明朝灭亡之后，以少年英雄夏完淳为代表的明朝衣冠士子们激扬民族大义，抵抗入侵清军，最终被捕而杀身成仁的英雄史诗。而那个连清朝诗人沈德潜都深深铭佩而评为“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的夏完淳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人深深感动。在那后来还特意搜求到他的慷慨激昂的诗文南冠草等来读。诗文中，这个少年英雄所表现出来的英武豪迈之气，悲壮凄凉之情，实堪得后人评价“高华沉郁两擅其长”读来让人心弦震荡，铭佩不已。
二
夏完淳，明朝末年华亭人。乳名端哥，别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其父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其人好古博识，习书尚文，是晚明时期一位颇具名望的学者式文人。允彝完淳父子明史无传，仅有零星的介绍附于陈子龙传末尾。清人叶梦珠阅世编?门祚一中有些许的介绍云：“夏允彝彝仲为诸生时，即与陈卧子齐名，及同登进士，声气益广，天下莫不知云间陈、夏，历官吏部考功郎。鼎革之际，自缢而死。其子完淳，字存古，幼禀异资，读书过目成诵，八岁能文，一时咸以大器目之。及吴帅之叛，完淳为草檄文，词连逮捕杀之，年未二十，无嗣，或云遗腹一子，今不知所在。”
夏完淳受业之师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为晚明时期著名诗人。据明史记载陈子龙“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清人沈德潜以为：“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以为陈子龙以一人之力重震诗坛雄风，这评价可谓极高的了。大概就为了这原因，有清一朝，陈子龙被尊崇为“明诗殿军”、“晚明诗坛的终结者”民国诗人柳亚子有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所谓“湘真”也就是陈子龙的诗词集湘真阁存稿了。可见对于陈子龙，便是这位柳亚子先生也是深深地仰慕的。
夏完淳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气氛中成长起来的“神童”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天资聪颖，早慧，5岁读经史能与长者交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曾写诗赞道：“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7岁能诗文，9岁写出代乳集。其时即胸怀大志，至十一、二岁，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其中。”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神童”大概不只夏完淳一人，直到现在总还有媒体鼓吹什么什么神童幼年出书多少多少云云，貌似颇像那么一回事的，但倘与这位夏完淳对照，实在是要让现代神童们无地自容的。
明人杜登春社事始末记载：“先君（即杜鳞征）与彝仲谋曰：‘我两人老困公事，不得一二时髦文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遂敦请文会凡得五人，同笔砚为快。卧子先生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人之数。”这里所说的“敦请文会”也就是明朝末年几社的成立。
在中国封建社会，充斥着整个历史长河的，向来就少不了宦官干政。到了明代，更是阉竖横行，以致有“十万太监亡大明”之说。晚明年间，朝政更趋腐败，为与阉党做斗，而有东林党出现。自东林党之后，文人结社之风大盛。崇祯初年，大名士张溥在吴江把南北各地知名文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其中包括江南应社、苏州羽明社、浙西闻社、江西则社、中州端社等，结成新的“复社”1641年，精神领袖张溥去世，其弟子太仓吴梅村继之而为复社党魁，此后复社渐趋衰落。夏允彝自开炉灶，成立了新的师生相传的“几社”诗文唱和，社友们互相以道德文章激励。而“成六人之数”则为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彭宾、杜鳞征、周立勋六人，皆时之名士。此时的夏完淳年仅十一二岁，却已和杜登春等人模仿父辈的样子组建“西南得朋会”后更名求社“为几社诸公后起之局”“为几社诸公后起之局”出自杜登春社事始末，可见几社与复社之间确是有着大的传承关系的。这也正是夏完淳一生文才气节之所禀。
据史载，夏允彝每出游远方，常带完淳在身边，使他阅历山川，接触天下豪杰。孟子有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宋人苏辙以为孟子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认为作文为人必先养气，气盛而为人为文方能宽厚宏博；而善养气者自在阅历名山大川，交接天下豪杰，即所谓“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这些阅历，加之当时的人文社会环境对于幼小的夏完淳的影响也就直接促成了这个十来岁的少年后来的英雄事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神童”不少，然而难有伟大的作品出现者，难有那样伟大的文学家出现者，我以为倒是现今的人们这“气”实在是没有养够的。这一点，现代将自己关在家里闭门而坐就想写出个什么什么世之杰作的神童们实在也是难以望夏完淳之项背的。
三
中国的文人实在是中国社会一个最为独特的群体；他们对于自己所生存于其中的那个国家的那种感情要严格地说起来那是绝对地很有点奇怪的。固然，文人中不乏蝇营狗苟无耻奸邪以谋权势私利者，但耿介之士却同样地占有不小的比例。他们对于自己的最高主子皇帝先生或许敢于大不敬，对于国家本身也敢于不讳言甚而至于嘲骂，但一旦疆土崩溃国破家亡，皇帝先生在煤山之上一根绳子吊死了以后，却又恨不能以死殉其主。鲁迅先生论红楼，以为焦大的骂贾府“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了”因此“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焦大当然不是什么文人的，但中国的文人大都是焦大，这大概是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其实中国文人的这种对于国家的感情也正是从屈原开始的。不论楚怀王和他的继任者怎样地将屈原从国家政体中开除，这并不能影响他对自己的国家的苦恋。“国破山河在”的道理文人尤其是诗人都懂得，但除了钱谦益吴梅村之流，是没有多少人会往那里去想的。这也就能解释何以在中国的历史中会有着那样多的文人殉国者了。
然而焦大的“要贾府好”得到的报酬是满嘴的马粪，屈原式的文人们也就只好被流放被杀头或者被逼活不下去而自己杀掉自己的头了。倘若你不想有这样的三个选择，那你就去息隐你的山野林泉，悠哉游哉吟诗唱词去，等到煤山之上传来“大明皇帝上路”的悲凉余韵，再没了这皇帝来流放你斩杀你或者逼迫你自己斩杀你，你再去为这个你曾经倾力嘲骂的皇帝报仇去。
四
夏允彝陈子龙所走的也正是这样的一条路。1644年，明朝灭亡。夏允彝急赴扬州拜谒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商议恢复大计。然而由于南明弘光政权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夏允彝才不获展反受排挤，不得不引退山野。当时满清在江南的统治并不稳固，义师纷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散落其间。于是，夏允彝暗中写信给自己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商议合兵攻取苏州，然后收复杭州，再进兵南京，以图保有明朝江南半壁江山。其时夏完淳年仅十五岁，刚刚完婚，即随父亲一道加入戎旅之中。惜乎，吴志葵无长远谋略，部下水军又极懦弱，将士多懈怠贰心，苏州城不仅未被攻下，这些残明的乌合之众，也终于大败四溃，在黄浦江为清军全歼。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消息，松江府城被清兵攻占。又闻好友徐石麒领导嘉兴起义失败殉国，好友侯峒曾、黄淳耀等领导嘉定起义失败殉国，夏允彝中国文人的迂腐脾气发作，言道：“某人之军，师败，则死之。”以为吴志葵所部全军覆没，自己理当殉国。乡人劝他可以趁乱渡海去他曾任地方官的福建，招纳兵马，再图复起。经过大败之后的夏允彝这个时候却好像已经极度悲观，又是知识分子，大为在意身后名声，生恐再度失败而蒙万世之羞，说：“吾昔吏闽，闽中八郡咸怀思我。今驾一航南趋，图再举事，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行遯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吾将从虞求(徐石麒字虞求)、广成(侯峒曾字广成)游耳。”松江清军主将早闻夏允彝大名，表示只要他出山，一定给大官作。“夏君来归我，当大用；既不愿为官，只求见一面。”夏允彝闻而在门上大书道：“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无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将以死自蔽乎？”以贞妇自喻，轻而易举封了劝降之辞，同时也明白表示了自己绝不苟活于世的心志。
在这期间，夏允彝居住乡间，满怀悲愤地写下了自己所经历明朝覆亡的亲见亲闻，取名幸存录。又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待后事，然后平静与家人言别，并特意把幸存录交予夏完淳，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代父完成恢复志愿。随后自杀身亡。关于夏允彝的自杀，史上说法众多。明史以为“自投深渊以死”叶梦珠阅世编?门祚一则以为“鼎革之际，自缢而死”一般则认为是“投松江而死”这里就不赘言了。
五
当初在尚在几社之时，徐孚远、陈子龙、夏允彝曾畅言其志。徐孚远曰：“百折不回，死而后已。”夏允彝曰：“吾仅安于无用，守其不夺。”陈子龙曰：“吾无闇公（徐孚远字闇公)之才，志则过于彝仲，顾成败而不暇之计也。”结局果如其言。徐孚远在清兵破松江后，从鲁王政权漂泊海岛，赴台湾投奔郑成功，最后死于台湾，可谓“百折不回，死而后已”陈子龙一生与夏允彝相交极契，本待与之同死，但夏允彝早料他会如此，是以将母亲妻子托付于他，他本人又有九十岁老祖母需要赡养，故而忍死待变，割发为僧隐于乡间，带同夏完淳连结太湖水军起义。南明宗室鲁王监国时，陈龙子暗中接受鲁王任命，与夏完淳一起策动满清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无奈天不祚明，兵变被叛徒告密，吴胜兆被杀，陈子龙本人也被逮捕。在押解至南京的途中，陈子龙终于作出了与其挚友夏允彝一样的人生选择：跳水自杀殉国。此说据阅世编?门祚一：“鼎革之际，（陈子龙）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胜兆党，捕甚急，赴水而死。”明史也以为“乘间投水死”后人多有不满这个记载者，以为以夏完淳对陈子龙之尊崇，不可能任由老师被捕而无营救之举，于是纷纷猜测在押解南京的途中大概在苏宁之间的塘河里，夏完淳曾率部埋伏企图解救陈子龙，但终于寡不敌众而失败，陈子龙为让夏完淳所部不至覆没，手铐脚镣的从船舱里冲出，以头颅和身体参与战斗，抱着敌人一起滚进塘河而死。实则者说法并无根据，不过人们美化英雄的一个小小的创作罢了。
在夏允彝死后一年中，夏完淳组织领导起义的闲暇，写下大量洋溢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此外还继承父志，写下历史著作续幸存录，记述弘光一朝的大事，总结其经验教训，如“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多；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后人多以为识见超卓，深刻总结了南明王朝所以难成气候的原因所在。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崛起于黑山白水之间的女真人后裔铁骑南下，以弘光小朝廷区区之力，亡国也实在是难免的。这实在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弘光政权“三反之政”倒在其次的。一定要从弘光政权内部找原因，固然是这位少年爱国者不甘为亡国奴，不甘为异族奴役之表现，然而在另外的一个意义上，却也不能不说是其一种“幼稚”、不能认清大势之所趋的表现。其实这何尝是夏完淳一人如此，整个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们每遇历史大变，又有几人能真正看得清楚看得明白的？
顺治四年（1647）春，明鲁王赐谥夏允彝为文忠公，并遥授完淳为中书舍人。完淳写谢表，连同抗清复明志士数十人名册，交与专在海上往来通信联系的秀才谢尧文，使赴舟山呈与鲁王。谢在漴阙候船之时，被清兵拿获，解送提督吴胜兆处系狱。后吴胜兆反清事败，清当局得完淳所书谢表等，于是南京总督军务洪承畴，秉承清摄政王多尔衮意旨，按名册严缉夏完淳等，务要一网打尽。完淳避在嘉善岳父钱栴家中，曾秘密西行受阻，返回松江，决定渡海至鲁王处，再图大举。不幸于六月底被侦获逮捕，与岳父等反清义士取水道解往南京受审。船过细林山(即辰山，夏完淳曾随陈子龙游于此)之时，夏完淳想起老师陈子龙，百感交集，遂作细林夜哭哀悼恩师：
细林山上夜乌啼，细林山下秋草齐。
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
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
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
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
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
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
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
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
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
天地跼蹐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
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
烈皇乘云御六龙，攀髯控驭先文忠。
君臣地下会相见，泪洒阊阖生悲风。
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
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
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
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诗中叙事与抒情并行，先写实地背景，益之以古史故典，故有泪洒秦庭与矢飞聊城之事。但大势已去，天地崩而威灵怒，遂死江中、殉节报国，可望与先前死难之先帝地下相会云云。继而全诗情转而切入自叙颠踬，一举竟入清兵罗网，若赵氏孤儿兼为田横之客，则必死无疑。全诗俯仰浩叹，实即野哭，但犹自励“且莫哀”改以筑室夜台的凄清境界，以寒霜苦月的形象，深化时代所加诸个人的无穷寂寥。全诗声泪俱下、哀感动人而又慷慨激昂，配以典故，则更令人怀古伤今。综观夏完淳之一生，陈子龙之文人为文对他影响极大，是以史上颇有以陈子龙为夏完淳“精神上的父亲”之说。不论此说确实与否，终夏完淳一生却也真没能走出陈子龙对他的影响。
船到江宁，夏完淳望见隐隐钟山，仰天长啸：“我得归骨于高皇帝孝陵，千载无恨！”回首遥望故乡，朝东方拜了几拜，临别故乡作成别云间(松江古称云间)：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诗中表现了他对故乡依依惜别的深情挚意，表现了他对明朝覆亡、山河非我的无限伤感，更突出地表现了他至死不屈的高风亮节。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书生，经历了如此惨烈严酷的事变和考验，肩负起如此重大庄严的义务和责任，表现得如此镇静和果决，真是民族之魂有托，四百年后仍令人追思不已，尚飨其英灵！
关于夏完淳的被捕，史上颇多异同之论。有说是因谢尧文通海案发“拜表普陀，为守帅侦得，见收”；有说“以陈子龙狱词连及”仅只是株连；也有说“吴胜兆反正举兵，完淳与预其谋，巴、陈、土三帅执之，解入金陵。”这里旨不在此，不论。
六
当时审讯夏完淳的，乃前明官封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军务而后投降清军一直被历史目为汉奸的洪承畴。得到历史这样的评价，客观地说，实在是对洪承畴的不公。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泉州府南安县人氏。万历四十三年，23岁的洪承畴赴省参加乡试，为乙卯科中式第十九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连捷登科，为丙辰科殿试二甲第十四名，赐进士出身。1633年洪承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在陕西一带集中兵力攻打农民起义军，颇多大捷，一度扫除明军颓靡之风。洪承畴治军有方，镇压农民起义连连胜利，俘杀高迎祥，多次打败李自成，统治阶级内部颂声大起，称其所部为“洪军”1639年初，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后来在著名的松山战役中艰苦斗争失利后被擒。洪承畴是祟祯皇帝的肱股之臣，文武兼备，谋略过人，是不可多得的良才。清太宗皇太极为今后逐鹿中原计，一心争取洪承畴归顺，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笼络他，下旨以礼护送洪承畴到盛京（今沈阳）。为了洪承畴的投降，皇太极没少下工夫，甚至还动用了皇太极最心爱的妃子庄妃。最终，洪承畴终受感动，投降皇太极。
大讽刺的事情还在后面。洪承畴本为明朝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亦颇佳，既为皇帝倚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松山兵败，举国大震，皆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特辍朝3日，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御制“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突然传来消息：洪承畴降清，御祭始罢。天下皆笑崇祯不能识人。
清顺治元年（1644年）洪承畴从睿亲王多尔衮率军l0万大举南下攻明，献言献策，为大清王朝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其所作贡献对于清初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病逝，寿终正寝，享年73岁。赠少师，谥文襄，赐葬京师，立御碑。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洪承畴的历史功绩，认为多使百姓免受战争苦难，因写诗赞洪文襄道：
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
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
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
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
关于洪承畴值得一提的还有——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国史馆进新纂洪承畴传，于南明王朝的唐王前加“伪”字，乾隆皇帝批阅之后，发话道：“若明之唐王、桂王设竟以为伪，所谓矫枉过正。即明末诸臣如黄道周、史可法等，在当时抗拒王师，固诛戮之所必及。今平情而论，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朕方嘉予止，又岂可概以伪臣目之乎？”因亲自将洪承畴传编入明史?贰臣传。不论客观意义上的洪承畴历史功绩如何，总是难以免除历史加给他的贰臣的名号了。
七
关于洪承畴审讯夏完淳，史上记载极得神髓。洪承畴本知道夏完淳神童才子之名，见他小小年纪，也实在怜惜，有意回护，因说道：“闻汝曾上奏鲁逆，可有此事？”夏完淳昂首答：“不错。”洪承畴假惺惺道：“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夏完淳伸直腰板，佯装不知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吾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洪承畴一时语塞，大汗淋漓。左右差役还以为他真不知道审讯他的是谁，皆说：“小子妄言，今洪大人即坐于堂上。”夏完淳大怒，声色俱厉道：“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
我们今天还可以想象得出这一句完毕，大堂之上洪夏二人的那种表情。一个变色尴尬，一个镇定冷笑。原告被告甚而至于角色互换，历史在这里上演了一出英雄与汉奸相对照的精彩戏剧。
夏完淳在监狱中关押将近三月，洪承畴见其并无投降之意，不得不于1647年9月19日以“通海寇为外援，结湖泖为内应，秘具条陈奏疏，列荐文武官衔”的罪名在南京西市处死夏完淳，其时夏完淳年方才17岁。这个少年英雄短暂的一生至此鲜活的生命暂告终结，然而他的精神却永远不死，直到今日，还被一代代人们铭记着感动着。人虽为国捐躯，但是宇宙终将长存其英烈之气，以至于无穷，以至于永远。
相传，在狱中，与夏完淳一同被捕的岳父钱栴一度意志沮丧，流露出贪生怕死之意。夏完淳慷慨激励其岳父道：“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乎哉！”并赋诗一首曰：
乐今竟如此，王郎又若斯。
自羞秦狱鬼，犹是羽林儿。
月白劳人唱，霜空毅魄悲。
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
相传夏完淳被捕之时其妻钱秦篆怀有一子。夏完淳在监狱中曾作狱中上母书和遗夫人书。在狱中上母书中，这个少年英雄写道：
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如其不然，万勿置后。会稽大望，至今而零极矣。节义文章，如我父子者几人哉？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语无伦次，将死言善。痛哉痛哉！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直到那时候，这个民族英雄还在渴望着能够有朝一日“中兴再造”恢复明朝政权。在今天我们为他的英雄事迹感动的同时，对他的那种渺茫的希冀也不能不感到叹息。而这，实在也是中国的文人们不能认清局势的悲哀。
八
关于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所以会遭到明朝士大夫们如此激烈的抵抗，人们一直企图从各方面寻求其解释。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谈到明末遗民之志节时以为“清人入关，遭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代。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薄弱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企图从文化的高度来寻求解释。有明一朝，尤其是在晚明年间文化高度发达，而这高度发达的文化，则更加集中在江南一带。不论是降清的钱谦益、吴梅村，还是坚持斗争以图恢复明朝统治的陈子龙、夏允彝、黄宗羲、顾炎武、査继佐等等还是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潜心学问的谈迁、张岱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中耀眼的明星们无一不出自江南，正是他们，才形成了晚明年间秀丽的江南文化。
钱穆先生以为“清人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这几句话研究者一直以为有这深厚的意义存在。的确，在现今看来，这些南方衣冠士子对于满清的反抗，与其说是对于明朝政权的忠心，倒不如说是对于汉族衣冠文化的忠心。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意义之所在。所谓“同时歃血，上启国主，为江南举义之倡”其实“上启国主”者也不过是衣冠士子与南明政权的一次结合，而这结合的终极目的，固然是为了恢复明朝政权，很大的意义上也只是恢复汉文化，也就是所谓“衣冠制度”了，这才是“民族文化之象征”而“王室推移”则是“无关重要”的。
然而，这恢复汉文化的衣冠制度的斗争终究还是失败了。“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难以抵抗白山黑水之间崛起的满洲铁骑“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终弘光政权之始终，根本无力也没能组织起一次稍稍像样的抵抗，也是在难免其失败了。在这里，不论再高明先进的文化也是要屈服于暴力之下的。先进文化对于暴力的屈服，本来就是一个大的悲剧，这也就是一部明亡史所以充满着血和泪的原因所在了。
然而，倘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那种激昂民族大义的慷慨斗志，实在是值得我们现如今孱弱的中国文人们深深思索和惭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