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禾当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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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打来电话，说村子里在搞新农村建设，大多数的乡村道路加以整修或阔宽，并打制成混凝土路面，以后我们走路就舒坦了。我家房子的外墙也全部被粉饰一新，包括那座历史“悠久”的曾经风雨飘摇的老房子。一问，说是我们那儿先搞的新农村试点，还上了c市电视台新闻，以后农村都要这样搞。
我无语。作为一个农民，理应感到欣慰啊，很多朋友都这么说。从2005年开始，我们农村不再上公粮，小孩子读小学和初中，不再交学费，减轻了我们农民多少负担，不少城镇居民对我们农村是越来越羡慕不已。虽然我昨天没有翘首企盼，虽然我今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农民，可我毕竟感受到了我们国家今天的富强和伟大。我常常笑着对朋友们说，今天我们这些农民哪，最应该感谢的人物应是三个“平”一、邓小平；二、袁隆平；三、李昌平。为何这样说？因为，是邓公起来搞的改革开放，搞的土地包产到户，提高了我们农民的耕种积极性，从此填得饱了肚皮；是那个西农的袁隆平教授，响应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最早研制出了杂交水稻，提高了田地粮食亩产量，让我们农民开始有了剩余；至于李昌平先生，他则是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人。
“三农”问题曾经的确让我们担心不已。我们这一代农民，好多都种不来庄稼了。我决不是胡言乱语，至少我就是如此。常年在外打工，对自己的那几分土地，恁是热爱不起来。君不见大多退耕还林地，秋草齐腰深么？然而，至今没做农活了，却对当年曾经学做农活的经历记忆犹深。
我们村地处渝北丘陵地带，人口众多，田地少，人均不足一亩，才七分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个种庄稼的能手，不论犁田打耙，栽秧打谷，无所不精。记得在大集体那年月，人们再怎么辛苦，再怎么拼死拼活白天黑夜的干，却还是要挨受冻馁。那时候，最让人高兴的事也仅仅是生产队保管室的人在喊：“称麦子了”、“打包谷（玉米）哟”、“担谷子”然而，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毕竟有限，我们常常是吃了这一顿不知下一顿该怎么办。终于，我的母亲，一个年龄尚不足三十岁的妇女，狠心的抛下我们，在那年月撒手人寰。斯年，我九岁，我的弟弟六岁，而且，她就离别在马上准备包产到户之前。农民们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老一辈的人还经历了“六一二年灾荒年生”至今谈及都心有余悸，庆幸当初竟还有一种“观音米”可吃，也庆幸当初的“饿死指标（笑资）”没有轮到自己头上，更庆幸后来国家把田地分给了我们农民，就是包产到户。于是，我父亲的“能干”才表现出来了，每年所收的粮食都比别人家的好。——他开始教我学种庄稼，而我却一身柔弱的样子，怎么着也只是学得个“四不象”为此，我没少挨父亲的责骂。
父亲告诉我，你是一个农民，就必须会做农民的“活路”尽管我们都同样是人。也许人的贵贱真有差别，那年月，我们在城镇居民眼中，就是“傻农民”而已。我现在犹记得我一次拿两分钱只能给父亲买到五支的“经济”牌香烟；我现在犹记得我拿借来的分币称盐巴，那个供销社里的店员，一个吃公家粮的“居民”她却说我打搅了她吃饭的时间，把我狠狠地骂了一场，看着我这个伤心得大哭的小孩子，就不把盐巴称给我；我现在犹记得我拿一毛九分钱打了半斤煤油，在半路上跌了一交，玻璃瓶碎了，煤油全都泄漏在地缝里，我哭着回家；我们是“傻农民”一生下来，注定就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注定就要挨世人的白眼，尽管我们强忍着饥饿也要把应该上交的粮食甚或种子都交给集体，好让那些所谓的“吃公家粮的居民”每月吃着数量虽然也不多的大米时我们吃的是菜叶或者清亮可鉴的粗粮羹。
我现在不明白那时候的土地为什么那样金贵，生产队里几乎天天都听得到为争地界而引起的吵架声，其中不乏动用武力，此起彼伏。试想，就那一锄之界，能有多少收成？我们村里的人家，收进仓里的粮食，稻谷倒是能吃到第二年秋收，唯一使我郁闷的是，我们春季收到的小麦，百分之八九十都要做为公粮和统购粮交给国家。这也是没办法，只怪我们收得太少了。要想收得更多，只有寸土必争，这也许就是农民们天天都有吵架的原因。我父亲不屑与人争执，他从不间断地在允许范围内修整我们的土地，他说，这是“农业学大寨”为了这“农业学大寨”我当年也出了不少劳力。于是，我们分得的略显贫瘠的土地，年复一年，变得宽余和肥沃了许多。——至今如是，只要是没事可做了，他就往土地边上垒石头，尽可能的把土地弄得平整和规矩些，不在乎人们常常讥笑于他，说什么“工业学大庆”的人还有退休工资可拿，而农民却什么都没有。
自从有了自己的承包地，我们的“活路”就多了。那时候，父亲最早要我学的就是用锄头挖土，一镢一拗，一深一浅，几天下来，嫩嫩的两只小手，到处起着血泡，或者磨破了皮，体验着“锄禾日当午”的辛苦。“一年之计在于春”有春播才有秋收。春耕季节，农村一派繁忙：地里的小麦或菜籽快熟了，得预备种玉米，冬水田得放出“厢”来插小秧，然后是“红五月”收割小麦或者菜籽，等春雨发了好蓄水栽种水稻秧。——我们正在读书的少年好象天天都有做不完的家务，或者也去帮父亲的忙：十几岁的我和我的弟弟，一个大三岁，一个小三岁，在每一个星期天，或者学校放假的当儿，或者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当儿，在冬水田里插秧，让小腿时时陷入深深的泥窝里而不能自拔；也会在山坡上一下一下的用力打麦子，把全身都弄得灰头土脸，直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而交给老师布置的关于农忙的作文却写成热火朝天或干劲十足；而我们的父亲，总是在天不亮就已经起床，要到晚上的广播新闻快结束，才风尘仆仆的回家，听闻村里前前后后一记记犬吠声。然后，一家三口才想办法填饱肚皮、睡觉。
记忆深处，年少时最苦最累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村里引进制作稻种的那些年。我现在怀疑当年袁隆平教授搞杂交水稻是不是就在我们乡里开始的，反正我们当时就是弄那玩意儿，我们农民称之为“制种”“制种”是一件让我们非常划得来的农事，因为，只要收到一斤稻种，即可换得八斤稻谷，当时的亩产或有三百来斤呢。我们在田里“赶花”也就是说把“公本”穗上的花粉用人为的办法“赶”在“母本”的穗上，如同“人工授精”这样“母本”结的稻谷，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种子。我和弟弟人小个头也小，在水田里“赶花”从辰巳至午未，只看得见那里的稻谷在晃动，外面的人却看不到我们，我们都被稻谷遮住了身躯。或此时，正是阳光高照，热辣辣的，晒得人浑身毛燥燥的难受，就想停歇一会儿、再歇一会儿，哪怕就喝一口水。有的人或者正在喝着一瓶“巧克力香槟”解渴，还故意大声的四处炫耀。然而，那种低劣的、用五彩色素水勾对出来的香槟酒，真能令我们羡慕不已，更莫论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随时悠闲地喝着“潲水酒”（啤酒）。
肚皮是填饱了，农民们穿的和住的却仍是一如既往的邋遢，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是越来越精彩，这不是我们农民能够料想得到的。曾几何时，人们的谈资中多了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笑贫不笑娼”
于是，我们不得不开始背井离乡，无论新婚别或垂老别。到城市去，到远方去，去淘金，哪怕就当是见见世面也好。
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到城里去打工，这虽然与农民本应该务农的本份多少有些相悖，可外出打工的热情和它的吸引力却从未消减过，尽管有诸如办理外出务工证明或当地要盘查暂住证的麻烦，更或者有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强欺的经历。试想，在城里黑天黑地的干那么一两个月，就相当于在家里一年半载喂成了一头肥猪，我们何乐而不为？
在c市化龙桥的一个国营工厂，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什么是工人，认识到做一个无产阶级工人真是好。那里有些人每天的上班，最多只有一两个小时的工作，还可以随便叫我们农民工帮他做了，而他们却逍遥自在，各行其是，每月所得，绝对是我们的倍数或多倍数。当时，工厂还没有“下岗”这个词，我就想，要是我，——假若不行，就我的儿子也行，——以后能当个国营工厂的工人该多好啊。然而，世事都有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等到我最后发现，当工人也不是原来想象中的那么好，还有比当工人更好十倍百倍更令人垂涎三尺的职业。原来普通工人和我们农民并无两样，至少一个正常人的欲望迫使我这个农民是这样看的。我有幸在一个国营工厂里打临时工，并且非常滑稽地做到了管理员，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管理那些资深工人。对于我们农民工一个月能拿到千多两千元的收入来说，那些工人开始表示出了不满，他们才不管你的劳动付出和他们的劳动付出是否有可比性，因为，终究是我们“悄悄地”把他们的工作给“霸占”了。工人们无事可做，闲着闲着，每月只能“吃”百多两百元人民币的“低保”那岂不是也很可怜？
时光荏苒。常年在外漂泊，等到对外面的世界开始产生了厌倦，农村也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此时，我们发现，那时候担心我们这一代农民做不了农活的话实在是多余，因为，庄稼并不需要所有的农民都去种，——我们村里的土地，大多改种经济作物，即让部份人承包起来，栽种花木、果林，或者养鱼。而此时国家正好免除了已经实行两千六百多年的田赋，也是一种动力，农村开始向“三农”问题说不，直到今天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创造我们的和谐新农村。即使有田地要种的，不也听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些国家，早就开始用电脑加机器人就可以又播又收粮食的么？我们这些农民不也可以学学？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了嘛，没有以前那么“傻”了。如此说来，我对于今生为农，还是有点庆幸的，说不定有朝一日，一不小心成为“白领”农民，也未可知。
人的一生，往往会从最初的无知、无邪，然后充满着奇崛和险峻，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会趋于平静和实在，也就是如说人生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才知天命一样。农民种地收粮食，天经地义，只是现在世界农业突然变得科学了、简单了，对过去总有那么一点点唏嘘不已。今天，我家里时有这样的情景发生：我六岁的儿子，每每于吃饭时，都要浪费一些饭菜，我父亲看见，必定每次都要呵叱说“你知道么，种出一颗粮食要花好多精神？”可小孩子在一边摇头晃脑，根本不解大人的所谓精神为何物，一边还慢悠悠地吟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父亲打来电话，说村子里在搞新农村建设，大多数的乡村道路加以整修或阔宽，并打制成混凝土路面，以后我们走路就舒坦了。我家房子的外墙也全部被粉饰一新，包括那座历史“悠久”的曾经风雨飘摇的老房子。一问，说是我们那儿先搞的新农村试点，还上了c市电视台新闻，以后农村都要这样搞。
我无语。作为一个农民，理应感到欣慰啊，很多朋友都这么说。从2005年开始，我们农村不再上公粮，小孩子读小学和初中，不再交学费，减轻了我们农民多少负担，不少城镇居民对我们农村是越来越羡慕不已。虽然我昨天没有翘首企盼，虽然我今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农民，可我毕竟感受到了我们国家今天的富强和伟大。我常常笑着对朋友们说，今天我们这些农民哪，最应该感谢的人物应是三个“平”一、邓小平；二、袁隆平；三、李昌平。为何这样说？因为，是邓公起来搞的改革开放，搞的土地包产到户，提高了我们农民的耕种积极性，从此填得饱了肚皮；是那个西农的袁隆平教授，响应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最早研制出了杂交水稻，提高了田地粮食亩产量，让我们农民开始有了剩余；至于李昌平先生，他则是最早提出“三农”问题的人。
“三农”问题曾经的确让我们担心不已。我们这一代农民，好多都种不来庄稼了。我决不是胡言乱语，至少我就是如此。常年在外打工，对自己的那几分土地，恁是热爱不起来。君不见大多退耕还林地，秋草齐腰深么？然而，至今没做农活了，却对当年曾经学做农活的经历记忆犹深。
我们村地处渝北丘陵地带，人口众多，田地少，人均不足一亩，才七分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个种庄稼的能手，不论犁田打耙，栽秧打谷，无所不精。记得在大集体那年月，人们再怎么辛苦，再怎么拼死拼活白天黑夜的干，却还是要挨受冻馁。那时候，最让人高兴的事也仅仅是生产队保管室的人在喊：“称麦子了”、“打包谷（玉米）哟”、“担谷子”然而，生产队分得的粮食毕竟有限，我们常常是吃了这一顿不知下一顿该怎么办。终于，我的母亲，一个年龄尚不足三十岁的妇女，狠心的抛下我们，在那年月撒手人寰。斯年，我九岁，我的弟弟六岁，而且，她就离别在马上准备包产到户之前。农民们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老一辈的人还经历了“六一二年灾荒年生”至今谈及都心有余悸，庆幸当初竟还有一种“观音米”可吃，也庆幸当初的“饿死指标（笑资）”没有轮到自己头上，更庆幸后来国家把田地分给了我们农民，就是包产到户。于是，我父亲的“能干”才表现出来了，每年所收的粮食都比别人家的好。——他开始教我学种庄稼，而我却一身柔弱的样子，怎么着也只是学得个“四不象”为此，我没少挨父亲的责骂。
父亲告诉我，你是一个农民，就必须会做农民的“活路”尽管我们都同样是人。也许人的贵贱真有差别，那年月，我们在城镇居民眼中，就是“傻农民”而已。我现在犹记得我一次拿两分钱只能给父亲买到五支的“经济”牌香烟；我现在犹记得我拿借来的分币称盐巴，那个供销社里的店员，一个吃公家粮的“居民”她却说我打搅了她吃饭的时间，把我狠狠地骂了一场，看着我这个伤心得大哭的小孩子，就不把盐巴称给我；我现在犹记得我拿一毛九分钱打了半斤煤油，在半路上跌了一交，玻璃瓶碎了，煤油全都泄漏在地缝里，我哭着回家；我们是“傻农民”一生下来，注定就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注定就要挨世人的白眼，尽管我们强忍着饥饿也要把应该上交的粮食甚或种子都交给集体，好让那些所谓的“吃公家粮的居民”每月吃着数量虽然也不多的大米时我们吃的是菜叶或者清亮可鉴的粗粮羹。
我现在不明白那时候的土地为什么那样金贵，生产队里几乎天天都听得到为争地界而引起的吵架声，其中不乏动用武力，此起彼伏。试想，就那一锄之界，能有多少收成？我们村里的人家，收进仓里的粮食，稻谷倒是能吃到第二年秋收，唯一使我郁闷的是，我们春季收到的小麦，百分之八九十都要做为公粮和统购粮交给国家。这也是没办法，只怪我们收得太少了。要想收得更多，只有寸土必争，这也许就是农民们天天都有吵架的原因。我父亲不屑与人争执，他从不间断地在允许范围内修整我们的土地，他说，这是“农业学大寨”为了这“农业学大寨”我当年也出了不少劳力。于是，我们分得的略显贫瘠的土地，年复一年，变得宽余和肥沃了许多。——至今如是，只要是没事可做了，他就往土地边上垒石头，尽可能的把土地弄得平整和规矩些，不在乎人们常常讥笑于他，说什么“工业学大庆”的人还有退休工资可拿，而农民却什么都没有。
自从有了自己的承包地，我们的“活路”就多了。那时候，父亲最早要我学的就是用锄头挖土，一镢一拗，一深一浅，几天下来，嫩嫩的两只小手，到处起着血泡，或者磨破了皮，体验着“锄禾日当午”的辛苦。“一年之计在于春”有春播才有秋收。春耕季节，农村一派繁忙：地里的小麦或菜籽快熟了，得预备种玉米，冬水田得放出“厢”来插小秧，然后是“红五月”收割小麦或者菜籽，等春雨发了好蓄水栽种水稻秧。——我们正在读书的少年好象天天都有做不完的家务，或者也去帮父亲的忙：十几岁的我和我的弟弟，一个大三岁，一个小三岁，在每一个星期天，或者学校放假的当儿，或者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当儿，在冬水田里插秧，让小腿时时陷入深深的泥窝里而不能自拔；也会在山坡上一下一下的用力打麦子，把全身都弄得灰头土脸，直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而交给老师布置的关于农忙的作文却写成热火朝天或干劲十足；而我们的父亲，总是在天不亮就已经起床，要到晚上的广播新闻快结束，才风尘仆仆的回家，听闻村里前前后后一记记犬吠声。然后，一家三口才想办法填饱肚皮、睡觉。
记忆深处，年少时最苦最累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村里引进制作稻种的那些年。我现在怀疑当年袁隆平教授搞杂交水稻是不是就在我们乡里开始的，反正我们当时就是弄那玩意儿，我们农民称之为“制种”“制种”是一件让我们非常划得来的农事，因为，只要收到一斤稻种，即可换得八斤稻谷，当时的亩产或有三百来斤呢。我们在田里“赶花”也就是说把“公本”穗上的花粉用人为的办法“赶”在“母本”的穗上，如同“人工授精”这样“母本”结的稻谷，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种子。我和弟弟人小个头也小，在水田里“赶花”从辰巳至午未，只看得见那里的稻谷在晃动，外面的人却看不到我们，我们都被稻谷遮住了身躯。或此时，正是阳光高照，热辣辣的，晒得人浑身毛燥燥的难受，就想停歇一会儿、再歇一会儿，哪怕就喝一口水。有的人或者正在喝着一瓶“巧克力香槟”解渴，还故意大声的四处炫耀。然而，那种低劣的、用五彩色素水勾对出来的香槟酒，真能令我们羡慕不已，更莫论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随时悠闲地喝着“潲水酒”（啤酒）。
肚皮是填饱了，农民们穿的和住的却仍是一如既往的邋遢，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是越来越精彩，这不是我们农民能够料想得到的。曾几何时，人们的谈资中多了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笑贫不笑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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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到城里去打工，这虽然与农民本应该务农的本份多少有些相悖，可外出打工的热情和它的吸引力却从未消减过，尽管有诸如办理外出务工证明或当地要盘查暂住证的麻烦，更或者有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强欺的经历。试想，在城里黑天黑地的干那么一两个月，就相当于在家里一年半载喂成了一头肥猪，我们何乐而不为？
在c市化龙桥的一个国营工厂，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什么是工人，认识到做一个无产阶级工人真是好。那里有些人每天的上班，最多只有一两个小时的工作，还可以随便叫我们农民工帮他做了，而他们却逍遥自在，各行其是，每月所得，绝对是我们的倍数或多倍数。当时，工厂还没有“下岗”这个词，我就想，要是我，——假若不行，就我的儿子也行，——以后能当个国营工厂的工人该多好啊。然而，世事都有一个逐渐认知的过程，等到我最后发现，当工人也不是原来想象中的那么好，还有比当工人更好十倍百倍更令人垂涎三尺的职业。原来普通工人和我们农民并无两样，至少一个正常人的欲望迫使我这个农民是这样看的。我有幸在一个国营工厂里打临时工，并且非常滑稽地做到了管理员，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管理那些资深工人。对于我们农民工一个月能拿到千多两千元的收入来说，那些工人开始表示出了不满，他们才不管你的劳动付出和他们的劳动付出是否有可比性，因为，终究是我们“悄悄地”把他们的工作给“霸占”了。工人们无事可做，闲着闲着，每月只能“吃”百多两百元人民币的“低保”那岂不是也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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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往往会从最初的无知、无邪，然后充满着奇崛和险峻，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会趋于平静和实在，也就是如说人生二十弱冠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才知天命一样。农民种地收粮食，天经地义，只是现在世界农业突然变得科学了、简单了，对过去总有那么一点点唏嘘不已。今天，我家里时有这样的情景发生：我六岁的儿子，每每于吃饭时，都要浪费一些饭菜，我父亲看见，必定每次都要呵叱说“你知道么，种出一颗粮食要花好多精神？”可小孩子在一边摇头晃脑，根本不解大人的所谓精神为何物，一边还慢悠悠地吟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