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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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庆今年六十出头了，他仍旧每天蹬三轮车载着客人满潮州跑。不是他不想坐在家里栽草种花、含苔弄孙，而是他暂时还无法与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三轮车告别。如果一天不蹬三轮车，他会感到双脚痒痒的，两天不蹬三轮车，他会感到双腿软软的，三天不蹬三轮车，他就会把酒喝得醉醺醺地发起疯来了。他一发疯就摔家里的陶罐和碗，这时候他老婆就会骂：“死老头，你疯啦！”
“哈哈，我疯啦、我疯啦！”沈国庆一边说一边把陶罐和碗摔得更加有力、痛快淋漓。然而已经没有邻居来围观看热闹劝架了，他这个臭脾气在焦营巷是尽人皆知的。
他老婆与他不是原配夫妻，嫁给他的时候带着两个拖油瓶女儿，虽是个没什么文化的纺织女工，但也算得上是个贤妻良母了。她当年相中沈国庆是个老小伙子，踏实厚道又粗壮有力气，她正需要这样的男人来支撑她母女三人的家。
沈国庆1948年2月出生于潮州，那时候他父亲是潮州城里数一数二的黄包车车夫。蒋经国来潮州时，他曾为他拉过一趟车。于是他就有了吹牛皮的资格，在黄包车车夫圈中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地红了起来，成为黄包车车夫的阿大。1950年初三轮车由上海进入潮州，沈阿大率先蹬起三轮车，接着一支三轮车队伍很快淘汰了大部分黄包车，马路上三轮车橡皮车铃那“嘎咕嘎咕”的声音就多了起来。
然而蹬三轮车无论赚再多的钱，沈阿大都不愿意让自己惟一的儿子长大蹬三轮车。毕竟蹬三轮车是最底层百姓干的粗活，他要让儿子读书做个文化人。于是沈国庆在三个姐姐都没有书读的情况下，穿上长衫、背起书包进了私塾。20世纪60年代正是大跃进时期，18岁的沈国庆进了潮州某个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父亲喜上眉梢，逢人便夸：“我儿子是教师。”
六十年代初潘阿大在潮州城里有一批固定客户，就是接送那些高级医生上下班，尤其是女医生特喜欢用坐三轮车来显示自己的身价。毕竟那时候坐三轮车的车价不薄，养尊处优的高级女医生坐在上面，总会赢来一路羡慕的目光。
鲁颜萍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护士，那年大约二十二三岁，有一天她跟随妇产科张医师坐了一次三轮车后，便与潘阿大搭熟了。
“沈师傅，明天我值夜班，你来接我上班去啊！”鲁颜萍在医院门口见到沈阿大说。
“好吧！”沈阿大乐呵呵地说。
第二天黄昏鲁颜萍穿着漂亮的花旗袍早早地等在自家弄堂的墙门口，弄堂里有不少玩耍的孩子，他们见三轮车来接鲁颜萍，便围上去调皮地说：“让我们也坐一坐？”
鲁颜萍的左邻右舍都是普通市民，他们看到鲁颜萍坐三轮车上班去都很羡慕。那个张家奶奶在墙门口遇到鲁颜萍坐上三轮车时说：“还是你有出息，听说你都做医生了？”
鲁颜萍没有吭声，只是朝张家奶奶笑笑。然后风光地由沈阿大蹬着三轮车驶出弄堂，留给弄堂一个神秘的传说。鲁颜萍自然没有高级医生那样，兜里的皮夹装满大洋小钱的。鲁颜萍没有钱，她脸红红地对沈阿大说：”能不能一个月结算一次，总付款。”
沈阿大想了想说：“好吧！”
于是鲁颜萍与那些高级女医生一样，每天上下班都由沈阿大接送。鲁颜萍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也赢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和男性追求者。只是月底很快就要到了，而鲁颜萍手头还没有多余的钱付车费。这一切世故的沈阿大早就看在眼里，沈阿大并不着急要车钱，他瞪三轮车载她的时候，总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讲一些旧时代的故事给她听。比如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比如黄金荣、杜月笙、比如阮玲玉、周璇等，渐渐地他们便成了忘年交。
几年后鲁颜萍已经结婚生子，她如愿以偿地嫁了一个当时最热门的年轻海军军官。谁也不知道她内心深处有一份深深的隐痛和愧疚，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当年怎么会把自己的处女膜奉献给一个比自己父亲年龄还大的三轮车夫。然而她丝毫没有怨他。却相反地想为什么他与她两个人时能和谐、能快乐，而她与年轻的海军军官两个人时就不和谐、不快乐？
鲁颜萍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黄色透顶的下流想法，所以她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时就满脸通红。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妻子红彤彤的脸，就会开玩笑说：“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文革”开始时，沈阿大因为曾经为蒋经国拉过一趟黄包车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批斗、涉街、隔离审查是家常便饭，沈阿大大喊其冤，但谁也不敢证明他的历史是清白的。鲁颜萍的丈夫——那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就是沈阿大所在街道的军管会主任，可鲁颜萍只当从来不曾认识沈阿大，直至沈阿大批斗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她也不曾在丈夫面前提起他的名字。
沈国庆见父亲在批斗会上突然去世就大吵大闹，然而由于出言不逊就立即被那个年轻的军管会主任扣了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进拘留所，后来又被判刑坐了八年牢房。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沈国庆被从监狱释放了出来。这时候有关鲁颜萍与他父亲的奸情，灌满了他的耳朵，这时候鲁颜萍丈夫害死他父亲的传言，也灌满了他的耳朵。他想起他父亲的死，他想起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原来都是被那对狗男女害的，就气得想杀了他们。
那时候沈国庆报仇的欲望是强烈的。他要找到那对狗男女，可那对狗男女偏偏又都换了单位不知去向。有一天晚上他在西门汽车站附近，看见一个男人无论长相和走路姿势都很像当年那个军管会主任时，就亏个箭步冲上去将那人双手反擒了起来，然而匆忙电他忘了给那人吃“馒头”那人一声大喊：“有人抢劫啦！”行人和民警就很快把他捉拿归案。
“原来是个劳改释放犯。”民警说：“你还想坐牢吗？”“我想让那个杀死我父亲的人坐牢。”
“你不能胡来。”
这一回沈国庆在拘留所里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35岁的他丢了小学老师的教职，也没有街道企业乐意收留一个劳改释放犯，于是只好蹬起父亲的那辆三轮车，自食其力。
他蹬起父亲三轮车的第一天，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他知道这是对父亲的一种亵渎，父亲活着时曾明言不准让他的子孙再当三轮车夫，可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子承父业。
“嘎咕嘎咕嘎咕”沈国庆按着三轮车橡皮车铃，穿梭在杭城的大街小巷。当他载着客人驶在自曾经任职的那所小学的小巷子里时，总是把头低得很低很低。倒不是怕被原来的同事看见，而是感到屈辱和委屈。
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蹬了5年三轮车的沈国庆，有了点积蓄，不想再做光棍了。他先后托人找过五个女人，都是寡妇或者离婚女人。然而那五个女人一听是劳改释放犯，就摇头。尽管这时候沈国庆已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但他没有固定工作，也回不到从前的小学里去教书，因为那时他只是一个民办教师，坐牢后他的名字就被学校除掉了。
沈国庆托人找的第六个女人是个寡妇，这寡妇的丈夫出车祸去世一年了，正急于找个男人帮她持家养女儿。沈国庆起先对有两个拖油瓶女儿有点犹豫，但一想白白捡来两个女儿也不错，于是就像电影李双双那样，先结婚后恋爱。
仿佛像所有的招赘女婿那样，光棍汉沈国庆住进了寡妇的家。寡妇是纺织女工，名字叫罗秀珍。罗秀珍有一个怪癖怕过年，但到腊月忙年的时候，热情却比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高得多。杀鸡剖鱼、酱肉酱鸭、裹粽子、爆米花、粉刷墙壁、剪窗花，还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能烧一桌子潮州名菜。腊月二十九日这天她通常还是兴致勃勃的，到了晚上她把全家人的新衣服放在每人的枕边，预备除夕的时候穿：然而一觉醒来，到了过年的这一天她却情绪糟糕得连饭也不想做了。
沈国庆在除夕这一天总是特别忙，回来后想吃一顿菜肴丰盛的团圆饭，总是年年吃不成。罗秀珍挺尸般地躺在床上，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疼地呻吟一通。沈国庆头两年心疼老婆，亲自去厨房掌勺烧出一桌子菜，与孩子们快快乐乐地吃，后来他发现罗秀珍简直是有意与他过不去，就火冒三丈地开始摔陶罐摔碗的。他一边摔还一边骂：“你想你死去的混蛋男人啊！你每年过年挺尸给我看，你这个贱货，既然这样当初就别贱卖了。”
罗秀珍被丈夫骂得躺在床上鸣呜地哭，两个女儿也伏在母亲身边呜呜地哭，沈国庆一个人喝完酒也鸣鸣地哭，除夕晚上他们家就在哭声中过去。大年初一全家倒是安静的，仿佛哭累了，一家四口整整一个白天都在睡觉，即使有亲戚来拜年也不开门。所以这样一来，沈国庆大年初一总是在睡懒觉，总是不蹬三轮车。
沈国庆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有艳遇。同行中被他看上的人几乎绝无仅有，倒是邻居中他看中一个叫曹妙生的。有一次曹妙生搭乘沈国庆的三轮车回家，沈国庆没有收他的钱，曹妙生就慷慨地请他来家喝酒。曹妙生是锅炉厂的烧炉工，一脸的麻子，老婆是个瘸腿女人，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像摇船一样。都说麻子不好惹，曹妙生与沈国庆喝酒时却无话不谈，还体贴地说：“我知道你苦，兄弟你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人家看不起你，我倒觉得你是个人才，只是‘运动’把你害了。”
曹妙生一席贴心话说得沈国庆感动极了，眼圈红红的，说：“要是没有那‘运动’，我说不定都当校长了。”
“真是难为你了，这么个知识分子在蹬三轮车。”
“环境造人，我一落难就比你们工人还不如，我是社会底层的人渣。”
“甭这样说，只要嫂子待你好就行了。”
沈国庆不再吭声，他想罗秀珍除了过年的那两天发发神经病，平时待他倒不差，尤其是那个事儿，不管他什么时候要，她都满爽快地答应。有一次她例假还没有完，他就要上了，而且他把白天与乘客的怄气，统统通过那猛烈的冲撞发泄在妻子身上。他想那真是痛快淋漓的发泄啊，发泄完了他什么也不想，瘫软得整个人像掉进海绵里，柔柔地在妻子身上呼呼大睡。
这天酒足饭饱后沈国庆回家时，曹妙生给他一包东西。沈国庆感激涕零地道了谢，回家打开包，见手套、帽子、胶鞋、棉袜、毛巾、肥皂、防裂油一应俱全。从此他就把曹妙生看成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那年冬天潮州异样地寒冷，接连下了两场暴雨，被淋湿的路面由于冰冻很滑，沈国庆送妻子上班后又送两个女儿去上学，接着他才载客。冬天坐的生意特别好，—天下来就赚足了50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晚上他慷慨地请曹妙生在酒馆里吃了一顿，他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做人就讲这个理儿。
义井巷整条巷子到了20世纪末也没有屋宅拆迁，它像烂猪肠子那样，每一个墙门里的木屋，都已门窗斑驳、摇摇欲坠。有地位的、有门路的、有金钱的那些人家都早早地搬出了义井巷，剩下的按沈国庆的说法都是“没路货”
“穷凶极恶”这个词对义井巷的某些人来说，真是太贴切了。这里聚集了赌棍、暗娼、窃贼，前些年沈国庆那辆父亲遗留下来的三轮车被偷了，这是他的吃饭家伙，也是父亲惟一还值钱的遗物，于是他一气之下就去偷了别人的一辆簇新的“永久”牌白行车，以示报复。罗秀珍得知后与他吵了一架，罗秀珍说：“你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想进班房？”
说到“班房”仿佛就像触到了沈国庆的痛处。沈国庆把正在喝酒的碗摔得粉碎，还眼睛充血、火冒金星地骂：“你这个臭婆娘，你是什么？你是个没人要的货，亏得老子这些年帮你养女儿”
罗秀珍自从到了更年期后，脾气也不太好。她反唇相讥地骂道：“多亏我收留你，你个老不死的，当初谁要嫁给你个劳改犯啦？”
“啪！”沈国庆给妻子扇过去了一个巴掌。
罗秀珍顿时傻了眼，但她很快用左手捂着被打红了的左边脸，右手从菜橱里操起一把菜刀，一边哭一边骂：“你个天杀的，老娘与你拼了。”罗秀珍说着就举起菜刀朝沈国庆扑去，沈国庆一躲闪，用脚踢掉了罗秀珍手上的菜刀，然后一把抱住了她，把她按倒在床上扒掉了她的衣裤。然而这时候罗秀珍不行，沈国庆也不行了。沈国庆一开始就感到那东西像棉花一样软软地耷拉着，怎么个揉搓都没法挺起来。沈国庆心里着急，他想完了完了，终于忍不住瘫在妻子怀里呜呜地哭起来。这一哭妻子的气全消了，她体恤地说：“没关系，碰碰鼻子也是亲嘛！”
罗秀珍当然不会清楚沈国庆瘫在她怀里哭泣的多种含义。沈国庆哭自己苦难的命运、哭韶华已逝、哭自己没有生一儿半女、哭大半辈子在社会底层扮着劳改释放犯的角色被人瞧不起、哭失去了做男人的生理功能
自从这一次后，沈国庆再也没有与罗秀珍亲热过。沈国庆知道自己在外边几十年撑不起面子，也就不想在妻子面前把老脸也丢光了。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蹬三轮车上。潮州这座城市自从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真是一天比一天繁华。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沈国庆都是每天亲眼看着它们一层层地竖起来的。如果要选谁是这座城市变化的见证人，那么沈国庆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沈国庆的两个继女先后出嫁了，令沈国庆遗憾的是两个女婿都是车夫。一个是跑货车的司机，另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他们虽然经济收入不错，但在沈国庆眼里他们与他这个三轮车车夫没有多大差别。所以逢年过节小女婿要载着他和老伴去风景区玩，他就婉拒他，有时就干脆说：“你的车没有我的车空气好。”
应该说两个继女对沈国庆都不错，但她们也如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有时一年半载也见不到她们的影子。沈国庆想她们如今条件好了，不想回这烂猪肠子似的焦营巷来了，那么就由她们去吧，只要他沈国庆天天蹬着三轮车守着这条巷子就是了。然而今年初，沈国庆听小道消息说整条焦营巷要拓宽为马路了，也就是说他们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要拆迁了，沈国庆一下子舍不得起来。那些天沈国庆蹬着三轮车来来回回地在焦营巷转圈圈，仿佛每一个石板缝里都有他留下的故事。他不断地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里，恍恍惚惚间—不小心就撞例了一位老太。“啊呦”老太倒地后大喊着。“对不起、对不起。”沈国庆赶紧送她去医院，到了医院又直送急诊室。“病人叫什么名字？”医生问。沈国庆愣在那里答不上来，医生又问：“病人叫什么名字？”老太太有点耳聋，经沈国庆在她耳边大声问了后，她说：“鲁颜萍。”“什么，你是鲁颜萍？”沈国庆惊讶地问。“是啊，你认识我？”医生开始给鲁颜萍检查，鲁颜萍的右手肌肉撕裂，逢几针，上一块夹板问题不大。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沈国庆载着鲁颜萍离开了医院。
“你认识我？”
“噢，不，不认识。”
沈国庆没想到曾经寻找了多年的仇人，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遇上了。沈国庆也没想到遇上了，竟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己激不起什么仇恨了。他的心很平静，他想老喽，从前再是风光无限也老喽。鲁颜萍的家很快到了，沈国庆扶着她上楼进门，这时候他在客厅赫然看见那个军管会主任的遗像，心里浮起一丝激愤，但很快平静了下来。
老太太坐在沙发上，保姆端过来两杯茶，老太太说：“你忙你就甭来看我了。”
沈国庆没有坐也没有喝茶，他对老太太说：“我会来，我一定会来看你的。”
一会儿，沈国庆蹬着三轮车回到了焦营巷。妻子罗秀珍问：“你去哪儿了？不是说好今天你载我去逛西湖的吗？”
沈国庆不想把撞倒老太太的事告诉妻子，也不想把遇到仇人鲁颜萍的事告诉妻子。于是他笑笑说：“车夫什么时候都载客，娘子我们出发吧！”
“神经病！”罗秀珍一边说一边坐上了三轮车。
然而沈国庆驶出义井巷拐弯时，一辆面包车从后面撞翻了三轮车，妻子罗秀珍当场死亡，沈国庆弹出车子被撞到墙角落，血流满面、昏迷不醒、生命垂危，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活过来的沈国庆知道妻子去世后痛哭了一场，后来他不听别人劝告，仍旧每天蹬三轮车。因为他知道蹬三轮车就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的命。尽管他心中那份当教师做知识分子的梦想，几十年来已成了他永远的痛，但他还是明白命运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
（完）
沈国庆今年六十出头了，他仍旧每天蹬三轮车载着客人满潮州跑。不是他不想坐在家里栽草种花、含苔弄孙，而是他暂时还无法与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三轮车告别。如果一天不蹬三轮车，他会感到双脚痒痒的，两天不蹬三轮车，他会感到双腿软软的，三天不蹬三轮车，他就会把酒喝得醉醺醺地发起疯来了。他一发疯就摔家里的陶罐和碗，这时候他老婆就会骂：“死老头，你疯啦！”
“哈哈，我疯啦、我疯啦！”沈国庆一边说一边把陶罐和碗摔得更加有力、痛快淋漓。然而已经没有邻居来围观看热闹劝架了，他这个臭脾气在焦营巷是尽人皆知的。
他老婆与他不是原配夫妻，嫁给他的时候带着两个拖油瓶女儿，虽是个没什么文化的纺织女工，但也算得上是个贤妻良母了。她当年相中沈国庆是个老小伙子，踏实厚道又粗壮有力气，她正需要这样的男人来支撑她母女三人的家。
沈国庆1948年2月出生于潮州，那时候他父亲是潮州城里数一数二的黄包车车夫。蒋经国来潮州时，他曾为他拉过一趟车。于是他就有了吹牛皮的资格，在黄包车车夫圈中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地红了起来，成为黄包车车夫的阿大。1950年初三轮车由上海进入潮州，沈阿大率先蹬起三轮车，接着一支三轮车队伍很快淘汰了大部分黄包车，马路上三轮车橡皮车铃那“嘎咕嘎咕”的声音就多了起来。
然而蹬三轮车无论赚再多的钱，沈阿大都不愿意让自己惟一的儿子长大蹬三轮车。毕竟蹬三轮车是最底层百姓干的粗活，他要让儿子读书做个文化人。于是沈国庆在三个姐姐都没有书读的情况下，穿上长衫、背起书包进了私塾。20世纪60年代正是大跃进时期，18岁的沈国庆进了潮州某个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父亲喜上眉梢，逢人便夸：“我儿子是教师。”
六十年代初潘阿大在潮州城里有一批固定客户，就是接送那些高级医生上下班，尤其是女医生特喜欢用坐三轮车来显示自己的身价。毕竟那时候坐三轮车的车价不薄，养尊处优的高级女医生坐在上面，总会赢来一路羡慕的目光。
鲁颜萍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护士，那年大约二十二三岁，有一天她跟随妇产科张医师坐了一次三轮车后，便与潘阿大搭熟了。
“沈师傅，明天我值夜班，你来接我上班去啊！”鲁颜萍在医院门口见到沈阿大说。
“好吧！”沈阿大乐呵呵地说。
第二天黄昏鲁颜萍穿着漂亮的花旗袍早早地等在自家弄堂的墙门口，弄堂里有不少玩耍的孩子，他们见三轮车来接鲁颜萍，便围上去调皮地说：“让我们也坐一坐？”
鲁颜萍的左邻右舍都是普通市民，他们看到鲁颜萍坐三轮车上班去都很羡慕。那个张家奶奶在墙门口遇到鲁颜萍坐上三轮车时说：“还是你有出息，听说你都做医生了？”
鲁颜萍没有吭声，只是朝张家奶奶笑笑。然后风光地由沈阿大蹬着三轮车驶出弄堂，留给弄堂一个神秘的传说。鲁颜萍自然没有高级医生那样，兜里的皮夹装满大洋小钱的。鲁颜萍没有钱，她脸红红地对沈阿大说：”能不能一个月结算一次，总付款。”
沈阿大想了想说：“好吧！”
于是鲁颜萍与那些高级女医生一样，每天上下班都由沈阿大接送。鲁颜萍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也赢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和男性追求者。只是月底很快就要到了，而鲁颜萍手头还没有多余的钱付车费。这一切世故的沈阿大早就看在眼里，沈阿大并不着急要车钱，他瞪三轮车载她的时候，总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讲一些旧时代的故事给她听。比如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比如黄金荣、杜月笙、比如阮玲玉、周璇等，渐渐地他们便成了忘年交。
几年后鲁颜萍已经结婚生子，她如愿以偿地嫁了一个当时最热门的年轻海军军官。谁也不知道她内心深处有一份深深的隐痛和愧疚，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当年怎么会把自己的处女膜奉献给一个比自己父亲年龄还大的三轮车夫。然而她丝毫没有怨他。却相反地想为什么他与她两个人时能和谐、能快乐，而她与年轻的海军军官两个人时就不和谐、不快乐？
鲁颜萍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黄色透顶的下流想法，所以她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时就满脸通红。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妻子红彤彤的脸，就会开玩笑说：“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文革”开始时，沈阿大因为曾经为蒋经国拉过一趟黄包车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批斗、涉街、隔离审查是家常便饭，沈阿大大喊其冤，但谁也不敢证明他的历史是清白的。鲁颜萍的丈夫——那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就是沈阿大所在街道的军管会主任，可鲁颜萍只当从来不曾认识沈阿大，直至沈阿大批斗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她也不曾在丈夫面前提起他的名字。
沈国庆见父亲在批斗会上突然去世就大吵大闹，然而由于出言不逊就立即被那个年轻的军管会主任扣了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进拘留所，后来又被判刑坐了八年牢房。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沈国庆被从监狱释放了出来。这时候有关鲁颜萍与他父亲的奸情，灌满了他的耳朵，这时候鲁颜萍丈夫害死他父亲的传言，也灌满了他的耳朵。他想起他父亲的死，他想起在牢房里呆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原来都是被那对狗男女害的，就气得想杀了他们。
那时候沈国庆报仇的欲望是强烈的。他要找到那对狗男女，可那对狗男女偏偏又都换了单位不知去向。有一天晚上他在西门汽车站附近，看见一个男人无论长相和走路姿势都很像当年那个军管会主任时，就亏个箭步冲上去将那人双手反擒了起来，然而匆忙电他忘了给那人吃“馒头”那人一声大喊：“有人抢劫啦！”行人和民警就很快把他捉拿归案。
“原来是个劳改释放犯。”民警说：“你还想坐牢吗？”“我想让那个杀死我父亲的人坐牢。”
“你不能胡来。”
这一回沈国庆在拘留所里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35岁的他丢了小学老师的教职，也没有街道企业乐意收留一个劳改释放犯，于是只好蹬起父亲的那辆三轮车，自食其力。
他蹬起父亲三轮车的第一天，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他知道这是对父亲的一种亵渎，父亲活着时曾明言不准让他的子孙再当三轮车夫，可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子承父业。
“嘎咕嘎咕嘎咕”沈国庆按着三轮车橡皮车铃，穿梭在杭城的大街小巷。当他载着客人驶在自曾经任职的那所小学的小巷子里时，总是把头低得很低很低。倒不是怕被原来的同事看见，而是感到屈辱和委屈。
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蹬了5年三轮车的沈国庆，有了点积蓄，不想再做光棍了。他先后托人找过五个女人，都是寡妇或者离婚女人。然而那五个女人一听是劳改释放犯，就摇头。尽管这时候沈国庆已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但他没有固定工作，也回不到从前的小学里去教书，因为那时他只是一个民办教师，坐牢后他的名字就被学校除掉了。
沈国庆托人找的第六个女人是个寡妇，这寡妇的丈夫出车祸去世一年了，正急于找个男人帮她持家养女儿。沈国庆起先对有两个拖油瓶女儿有点犹豫，但一想白白捡来两个女儿也不错，于是就像电影李双双那样，先结婚后恋爱。
仿佛像所有的招赘女婿那样，光棍汉沈国庆住进了寡妇的家。寡妇是纺织女工，名字叫罗秀珍。罗秀珍有一个怪癖怕过年，但到腊月忙年的时候，热情却比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高得多。杀鸡剖鱼、酱肉酱鸭、裹粽子、爆米花、粉刷墙壁、剪窗花，还是厨房里的一把好手，能烧一桌子潮州名菜。腊月二十九日这天她通常还是兴致勃勃的，到了晚上她把全家人的新衣服放在每人的枕边，预备除夕的时候穿：然而一觉醒来，到了过年的这一天她却情绪糟糕得连饭也不想做了。
沈国庆在除夕这一天总是特别忙，回来后想吃一顿菜肴丰盛的团圆饭，总是年年吃不成。罗秀珍挺尸般地躺在床上，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疼地呻吟一通。沈国庆头两年心疼老婆，亲自去厨房掌勺烧出一桌子菜，与孩子们快快乐乐地吃，后来他发现罗秀珍简直是有意与他过不去，就火冒三丈地开始摔陶罐摔碗的。他一边摔还一边骂：“你想你死去的混蛋男人啊！你每年过年挺尸给我看，你这个贱货，既然这样当初就别贱卖了。”
罗秀珍被丈夫骂得躺在床上鸣呜地哭，两个女儿也伏在母亲身边呜呜地哭，沈国庆一个人喝完酒也鸣鸣地哭，除夕晚上他们家就在哭声中过去。大年初一全家倒是安静的，仿佛哭累了，一家四口整整一个白天都在睡觉，即使有亲戚来拜年也不开门。所以这样一来，沈国庆大年初一总是在睡懒觉，总是不蹬三轮车。
沈国庆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有艳遇。同行中被他看上的人几乎绝无仅有，倒是邻居中他看中一个叫曹妙生的。有一次曹妙生搭乘沈国庆的三轮车回家，沈国庆没有收他的钱，曹妙生就慷慨地请他来家喝酒。曹妙生是锅炉厂的烧炉工，一脸的麻子，老婆是个瘸腿女人，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像摇船一样。都说麻子不好惹，曹妙生与沈国庆喝酒时却无话不谈，还体贴地说：“我知道你苦，兄弟你日后有什么事就找我，人家看不起你，我倒觉得你是个人才，只是‘运动’把你害了。”
曹妙生一席贴心话说得沈国庆感动极了，眼圈红红的，说：“要是没有那‘运动’，我说不定都当校长了。”
“真是难为你了，这么个知识分子在蹬三轮车。”
“环境造人，我一落难就比你们工人还不如，我是社会底层的人渣。”
“甭这样说，只要嫂子待你好就行了。”
沈国庆不再吭声，他想罗秀珍除了过年的那两天发发神经病，平时待他倒不差，尤其是那个事儿，不管他什么时候要，她都满爽快地答应。有一次她例假还没有完，他就要上了，而且他把白天与乘客的怄气，统统通过那猛烈的冲撞发泄在妻子身上。他想那真是痛快淋漓的发泄啊，发泄完了他什么也不想，瘫软得整个人像掉进海绵里，柔柔地在妻子身上呼呼大睡。
这天酒足饭饱后沈国庆回家时，曹妙生给他一包东西。沈国庆感激涕零地道了谢，回家打开包，见手套、帽子、胶鞋、棉袜、毛巾、肥皂、防裂油一应俱全。从此他就把曹妙生看成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那年冬天潮州异样地寒冷，接连下了两场暴雨，被淋湿的路面由于冰冻很滑，沈国庆送妻子上班后又送两个女儿去上学，接着他才载客。冬天坐的生意特别好，—天下来就赚足了50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晚上他慷慨地请曹妙生在酒馆里吃了一顿，他想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做人就讲这个理儿。
义井巷整条巷子到了20世纪末也没有屋宅拆迁，它像烂猪肠子那样，每一个墙门里的木屋，都已门窗斑驳、摇摇欲坠。有地位的、有门路的、有金钱的那些人家都早早地搬出了义井巷，剩下的按沈国庆的说法都是“没路货”
“穷凶极恶”这个词对义井巷的某些人来说，真是太贴切了。这里聚集了赌棍、暗娼、窃贼，前些年沈国庆那辆父亲遗留下来的三轮车被偷了，这是他的吃饭家伙，也是父亲惟一还值钱的遗物，于是他一气之下就去偷了别人的一辆簇新的“永久”牌白行车，以示报复。罗秀珍得知后与他吵了一架，罗秀珍说：“你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想进班房？”
说到“班房”仿佛就像触到了沈国庆的痛处。沈国庆把正在喝酒的碗摔得粉碎，还眼睛充血、火冒金星地骂：“你这个臭婆娘，你是什么？你是个没人要的货，亏得老子这些年帮你养女儿”
罗秀珍自从到了更年期后，脾气也不太好。她反唇相讥地骂道：“多亏我收留你，你个老不死的，当初谁要嫁给你个劳改犯啦？”
“啪！”沈国庆给妻子扇过去了一个巴掌。
罗秀珍顿时傻了眼，但她很快用左手捂着被打红了的左边脸，右手从菜橱里操起一把菜刀，一边哭一边骂：“你个天杀的，老娘与你拼了。”罗秀珍说着就举起菜刀朝沈国庆扑去，沈国庆一躲闪，用脚踢掉了罗秀珍手上的菜刀，然后一把抱住了她，把她按倒在床上扒掉了她的衣裤。然而这时候罗秀珍不行，沈国庆也不行了。沈国庆一开始就感到那东西像棉花一样软软地耷拉着，怎么个揉搓都没法挺起来。沈国庆心里着急，他想完了完了，终于忍不住瘫在妻子怀里呜呜地哭起来。这一哭妻子的气全消了，她体恤地说：“没关系，碰碰鼻子也是亲嘛！”
罗秀珍当然不会清楚沈国庆瘫在她怀里哭泣的多种含义。沈国庆哭自己苦难的命运、哭韶华已逝、哭自己没有生一儿半女、哭大半辈子在社会底层扮着劳改释放犯的角色被人瞧不起、哭失去了做男人的生理功能
自从这一次后，沈国庆再也没有与罗秀珍亲热过。沈国庆知道自己在外边几十年撑不起面子，也就不想在妻子面前把老脸也丢光了。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蹬三轮车上。潮州这座城市自从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真是一天比一天繁华。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沈国庆都是每天亲眼看着它们一层层地竖起来的。如果要选谁是这座城市变化的见证人，那么沈国庆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沈国庆的两个继女先后出嫁了，令沈国庆遗憾的是两个女婿都是车夫。一个是跑货车的司机，另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他们虽然经济收入不错，但在沈国庆眼里他们与他这个三轮车车夫没有多大差别。所以逢年过节小女婿要载着他和老伴去风景区玩，他就婉拒他，有时就干脆说：“你的车没有我的车空气好。”
应该说两个继女对沈国庆都不错，但她们也如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有时一年半载也见不到她们的影子。沈国庆想她们如今条件好了，不想回这烂猪肠子似的焦营巷来了，那么就由她们去吧，只要他沈国庆天天蹬着三轮车守着这条巷子就是了。然而今年初，沈国庆听小道消息说整条焦营巷要拓宽为马路了，也就是说他们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要拆迁了，沈国庆一下子舍不得起来。那些天沈国庆蹬着三轮车来来回回地在焦营巷转圈圈，仿佛每一个石板缝里都有他留下的故事。他不断地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里，恍恍惚惚间—不小心就撞例了一位老太。“啊呦”老太倒地后大喊着。“对不起、对不起。”沈国庆赶紧送她去医院，到了医院又直送急诊室。“病人叫什么名字？”医生问。沈国庆愣在那里答不上来，医生又问：“病人叫什么名字？”老太太有点耳聋，经沈国庆在她耳边大声问了后，她说：“鲁颜萍。”“什么，你是鲁颜萍？”沈国庆惊讶地问。“是啊，你认识我？”医生开始给鲁颜萍检查，鲁颜萍的右手肌肉撕裂，逢几针，上一块夹板问题不大。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沈国庆载着鲁颜萍离开了医院。
“你认识我？”
“噢，不，不认识。”
沈国庆没想到曾经寻找了多年的仇人，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遇上了。沈国庆也没想到遇上了，竟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己激不起什么仇恨了。他的心很平静，他想老喽，从前再是风光无限也老喽。鲁颜萍的家很快到了，沈国庆扶着她上楼进门，这时候他在客厅赫然看见那个军管会主任的遗像，心里浮起一丝激愤，但很快平静了下来。
老太太坐在沙发上，保姆端过来两杯茶，老太太说：“你忙你就甭来看我了。”
沈国庆没有坐也没有喝茶，他对老太太说：“我会来，我一定会来看你的。”
一会儿，沈国庆蹬着三轮车回到了焦营巷。妻子罗秀珍问：“你去哪儿了？不是说好今天你载我去逛西湖的吗？”
沈国庆不想把撞倒老太太的事告诉妻子，也不想把遇到仇人鲁颜萍的事告诉妻子。于是他笑笑说：“车夫什么时候都载客，娘子我们出发吧！”
“神经病！”罗秀珍一边说一边坐上了三轮车。
然而沈国庆驶出义井巷拐弯时，一辆面包车从后面撞翻了三轮车，妻子罗秀珍当场死亡，沈国庆弹出车子被撞到墙角落，血流满面、昏迷不醒、生命垂危，然而他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活过来的沈国庆知道妻子去世后痛哭了一场，后来他不听别人劝告，仍旧每天蹬三轮车。因为他知道蹬三轮车就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的命。尽管他心中那份当教师做知识分子的梦想，几十年来已成了他永远的痛，但他还是明白命运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