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尖却总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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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沉重地辗进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这一文明古国所承载的屈辱与血泪亦更现不堪。当我们将视角重新放入这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同样的吞咽苦泪与义愤填膺。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深处之情感为文化熏陶所致，这种底子里的民族优越感和认同感，让我们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同样以一个“中国人”概念来描述自己。然而，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都架在了中国人的身上，我们有激情，我们有反抗，我们深思救亡图存的道路，我们有腥风血雨中荜路褴褛，开启山林。
回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我们毫无困难地发现了这些名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慈禧，光绪诸此等等。时至今日，我们再重新面对这些名字的时候，对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这些人，是赞赏外加挽惜；对光绪皇帝则给予深深地同情，对慈禧则深恶痛绝，对曾李这对师徒则目为农民起义的反动镇压者，而后者，更贬之为罪孽深重以致于遗臭万年的卖国求荣之辈。
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当我们读过梁任公的李鸿章传后，或许可以发现，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先前是高中历史课的时候，李鸿章由初略印象中的卖国贼变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改革之失败者；而现在，我深深地同情李鸿章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赤诚胸怀，他处在历史之大变革与大无奈的风头浪尖，他努力自强以图救中国，然而由于种种内外条件的束缚和限制，加上自己本身固有的某些不足或缺陷，他终于还是失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么？抑或由李鸿章来担负这样一个角色亦不过是偶然为之？这些我们都不必强求明解。当明了到李鸿章的困顿和挣扎之后，心中剩下的就只有对他的沉痛之同情和大无奈了。
对左宗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率军出关收复了由俄国占领地新疆，我们目之为民族英雄，这是事实；对张之洞，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率军在中法战争中重创法国，维护了正义和民族的尊严，我们目之为民族英雄，这也是事实。但对于李鸿章，我们却绝不会有这样的认同，因为他在海防塞防之争中力主放弃新疆，在中法越南纠纷以至后来战争中主张妥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退让自保以至兵败国侮，在中日战后谈判中更签订了丧权辱国之马关条约，不错，这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李鸿章的过错，然而，他真的卖国么？我现在已不这样认为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深深的思考。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出错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多作事儿的人，而那些不作事儿的人是不会或者很少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是不以成败来论英雄的，同样政治也是不以情感来论忠奸的。或许魏征曾经说过，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穷，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为臣者宁做良臣，而不做忠臣。是的，所谓之忠奸区别不过是道德对于政治的要求，但是现代政治不是一种道德造就的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以德治国之主张到了近代，无疑产生了难足弥补之缺陷。李鸿章或许明白，在当时的情势下，中国最最需要的是良臣，而忠臣的作用却并不大。政治是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的，政治也不是一件依靠情绪就可以成功的事物，政治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如果没有学会妥协，则必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显然，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是在满朝文武无一懂政治的历史尴尬时期，他却成了“庸众中的杰士”（袁伟时语）。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摆正个人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正确区分个人和环境两种因素对于这一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事件的不同影响。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们自然不能忽视这一原则。然而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些情感的狂热者，而缺少理性地睿智剖析，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判也往往是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故而忽视了种种本不该忽视的东西。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而建国以来，我们的史学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几乎众口一词“谥之为卖国残民的反面教员”
然而，梁任公却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或许李鸿章有过许许多多的过失甚至错误，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对之加以否认，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在谈到李鸿章的历史地位时，袁伟时先生援引了谭嗣同记述的张之洞之语：“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袁)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香帅自是张之洞，而合肥则是李鸿章了。但是我们亦可以看出，张对于李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当时清廷朝野正值清浊两流之争，李是浊流之擎旗，张为清流之健将，两者同办洋务又时为政敌，能够得到对手如此高的评价，不能不说李鸿章有其突出之处。
在一个屋漏偏遭连夜雨的时代，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支撑巨擘，我们或许很难理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但其难辛困顿，苦心孤诣处却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李鸿章作为一个有实见和有实力的政治家，一个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军事统帅，他的着眼点往往是从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说将张之洞和李鸿章的决策用打仗来描述的话，很显然的是，张之洞在打一场战斗，或者更大一点儿，在打一场战役，而李鸿章却是在打一场战争。战争是以最终的政治利益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妥协退让，裂土求和，示敌以弱，甚至一时的投降敌人，以待时机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们所要的只是最终的胜利结果与利益。丧权辱国自然不是好事，但在一个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甚至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形下，以自己弱小的国力进行抗争有意义么？我们当然需要抗争，但我们所要做的绝不是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你自己刀山火海枪林弹雨的或许真的痛快了，即便牺牲也是大义凛然，但有否想过，你死后留给国人的是什么，是解脱出苦难的深渊么，还是越陷越深。政治和战争都要有实力作后顿的，盲目的在实力悬殊时作无谓之牺牲，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而李鸿章或许正是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来争取时间，自强图夺，等待时机，再扬国威的。如果韩信不忍胯下之辱或许便没了不凡的功业；如果刘邦不顾“流放”汉中之耻或许就难有汉朝盛世，如果李秀成不“留有用身以待将来”又何来他日整军再起的希望？如果李鸿章置千千万国人的身家性命于不顾，置亡国灭种之危机于不顾“奋勇当先”地进行抵抗，那又何来积蓄力量的可能？（是的，我一直认同鲁迅先生的说话，这种无意义的流血牺牲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不同的只是，前面两个都成功了，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崇拜之对象；而后两者都失败了，于是就有了“忠王不忠”的说法，和李鸿章的天下第一卖国贼。这是历史的悲哀么？
政治并不是一种感情的游戏。僧格林沁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乘英法登陆换约之机，在大沽对其进行诱袭伏击，却引来了更大的侵略，火烧圆明园，鉴订北京条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勇赴国难”、“果敢绝决”么，这样的作法除振奋一时人心，招致深重苦难之外，还有其它更大的作用么？
近代中国的情况并不是通过有限的几次战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可以利用策略赢得缓气之时机，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采用“主和”方针，是否不失为一种理智的做法呢？用道德的眼光来评判政治是不对的！主战、主和这词本身就有失妥当，主战并不一定代表爱国，主和也不代表什么，应该看他们政策的实际效用怎样。主和之人正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主战者或许正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之严重。“书生之误国，犹胜小人耳！”明白于此，那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或许就能更中肯与宽和些了。历史注定了终须有人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但这种惩罚却并非可以任意为之，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反思的问题！
历史的车轮沉重地辗进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这一文明古国所承载的屈辱与血泪亦更现不堪。当我们将视角重新放入这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同样的吞咽苦泪与义愤填膺。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深处之情感为文化熏陶所致，这种底子里的民族优越感和认同感，让我们抛弃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同样以一个“中国人”概念来描述自己。然而，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都架在了中国人的身上，我们有激情，我们有反抗，我们深思救亡图存的道路，我们有腥风血雨中荜路褴褛，开启山林。
回视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我们毫无困难地发现了这些名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慈禧，光绪诸此等等。时至今日，我们再重新面对这些名字的时候，对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这些人，是赞赏外加挽惜；对光绪皇帝则给予深深地同情，对慈禧则深恶痛绝，对曾李这对师徒则目为农民起义的反动镇压者，而后者，更贬之为罪孽深重以致于遗臭万年的卖国求荣之辈。
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当我们读过梁任公的李鸿章传后，或许可以发现，某些东西已经改变了。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先前是高中历史课的时候，李鸿章由初略印象中的卖国贼变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改革之失败者；而现在，我深深地同情李鸿章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赤诚胸怀，他处在历史之大变革与大无奈的风头浪尖，他努力自强以图救中国，然而由于种种内外条件的束缚和限制，加上自己本身固有的某些不足或缺陷，他终于还是失败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么？抑或由李鸿章来担负这样一个角色亦不过是偶然为之？这些我们都不必强求明解。当明了到李鸿章的困顿和挣扎之后，心中剩下的就只有对他的沉痛之同情和大无奈了。
对左宗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率军出关收复了由俄国占领地新疆，我们目之为民族英雄，这是事实；对张之洞，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率军在中法战争中重创法国，维护了正义和民族的尊严，我们目之为民族英雄，这也是事实。但对于李鸿章，我们却绝不会有这样的认同，因为他在海防塞防之争中力主放弃新疆，在中法越南纠纷以至后来战争中主张妥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退让自保以至兵败国侮，在中日战后谈判中更签订了丧权辱国之马关条约，不错，这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李鸿章的过错，然而，他真的卖国么？我现在已不这样认为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深深的思考。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出错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多作事儿的人，而那些不作事儿的人是不会或者很少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是不以成败来论英雄的，同样政治也是不以情感来论忠奸的。或许魏征曾经说过，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穷，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为臣者宁做良臣，而不做忠臣。是的，所谓之忠奸区别不过是道德对于政治的要求，但是现代政治不是一种道德造就的政治。中国自古以来的以德治国之主张到了近代，无疑产生了难足弥补之缺陷。李鸿章或许明白，在当时的情势下，中国最最需要的是良臣，而忠臣的作用却并不大。政治是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的，政治也不是一件依靠情绪就可以成功的事物，政治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如果没有学会妥协，则必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家。显然，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是在满朝文武无一懂政治的历史尴尬时期，他却成了“庸众中的杰士”（袁伟时语）。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摆正个人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正确区分个人和环境两种因素对于这一人物及其所处的历史事件的不同影响。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们自然不能忽视这一原则。然而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些情感的狂热者，而缺少理性地睿智剖析，我们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判也往往是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故而忽视了种种本不该忽视的东西。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而建国以来，我们的史学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几乎众口一词“谥之为卖国残民的反面教员”
然而，梁任公却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或许李鸿章有过许许多多的过失甚至错误，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对之加以否认，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在谈到李鸿章的历史地位时，袁伟时先生援引了谭嗣同记述的张之洞之语：“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袁)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香帅自是张之洞，而合肥则是李鸿章了。但是我们亦可以看出，张对于李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当时清廷朝野正值清浊两流之争，李是浊流之擎旗，张为清流之健将，两者同办洋务又时为政敌，能够得到对手如此高的评价，不能不说李鸿章有其突出之处。
在一个屋漏偏遭连夜雨的时代，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支撑巨擘，我们或许很难理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但其难辛困顿，苦心孤诣处却是可以感同身受的。李鸿章作为一个有实见和有实力的政治家，一个从战场上走过来的军事统帅，他的着眼点往往是从全局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说将张之洞和李鸿章的决策用打仗来描述的话，很显然的是，张之洞在打一场战斗，或者更大一点儿，在打一场战役，而李鸿章却是在打一场战争。战争是以最终的政治利益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妥协退让，裂土求和，示敌以弱，甚至一时的投降敌人，以待时机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们所要的只是最终的胜利结果与利益。丧权辱国自然不是好事，但在一个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甚至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形下，以自己弱小的国力进行抗争有意义么？我们当然需要抗争，但我们所要做的绝不是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你自己刀山火海枪林弹雨的或许真的痛快了，即便牺牲也是大义凛然，但有否想过，你死后留给国人的是什么，是解脱出苦难的深渊么，还是越陷越深。政治和战争都要有实力作后顿的，盲目的在实力悬殊时作无谓之牺牲，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而李鸿章或许正是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来争取时间，自强图夺，等待时机，再扬国威的。如果韩信不忍胯下之辱或许便没了不凡的功业；如果刘邦不顾“流放”汉中之耻或许就难有汉朝盛世，如果李秀成不“留有用身以待将来”又何来他日整军再起的希望？如果李鸿章置千千万国人的身家性命于不顾，置亡国灭种之危机于不顾“奋勇当先”地进行抵抗，那又何来积蓄力量的可能？（是的，我一直认同鲁迅先生的说话，这种无意义的流血牺牲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不同的只是，前面两个都成功了，就成了人们心目中崇拜之对象；而后两者都失败了，于是就有了“忠王不忠”的说法，和李鸿章的天下第一卖国贼。这是历史的悲哀么？
政治并不是一种感情的游戏。僧格林沁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乘英法登陆换约之机，在大沽对其进行诱袭伏击，却引来了更大的侵略，火烧圆明园，鉴订北京条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勇赴国难”、“果敢绝决”么，这样的作法除振奋一时人心，招致深重苦难之外，还有其它更大的作用么？
近代中国的情况并不是通过有限的几次战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可以利用策略赢得缓气之时机，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采用“主和”方针，是否不失为一种理智的做法呢？用道德的眼光来评判政治是不对的！主战、主和这词本身就有失妥当，主战并不一定代表爱国，主和也不代表什么，应该看他们政策的实际效用怎样。主和之人正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主战者或许正是没有意识到问题之严重。“书生之误国，犹胜小人耳！”明白于此，那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或许就能更中肯与宽和些了。历史注定了终须有人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但这种惩罚却并非可以任意为之，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也是一个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