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一代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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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查历史，隋炀帝四处巡游的初衷在《资治通鉴》中可略见端倪。在开凿江南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蔡征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这则对话其实已经将隋炀帝一生中很多重要举措的动机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杨广不愿意成为“坐深宫”的庸君，更不愿效南朝的“亡国之君”，而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之前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所以才不辞辛苦地四出巡狩，希望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更好地履行帝国天子的职责。
积毁销骨隋炀帝虽然不是因为想去江南游玩而修了大运河，但他确实在大运河修好后，两次乘船沿运河巡游了江都，沿途征发船只数千艘，还动用了数千纤夫，规模宏大。这两次并不俭省的运河之航后来成了他劳民伤财的罪证，攻击他的人据此指责他巡游江南完全是为了享乐，一些无良学者甚至还据之推出了另一个更为荒诞的观点：
隋炀帝大修运河就是为了去江南享乐，因为只有行水路才能避免车行劳顿。
其实隋炀帝沿运河巡游江南，其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要沿途检阅运河工程，观察周边城镇崛起的情况，定下之后的配套建设方案，可谓忧国忧民，颇具责任心。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他巡游江南的动机刻意曲解为贪图享乐，实在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恶毒中伤。
杨广在即位之初曾远赴西域、蒙古和辽东，跋涉于酷热从杨广前半生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把享乐放在第一位的帝王，他那几次塞外之行去的多为偏远闭塞的不毛之地，环境艰苦，根本就与贪安享欲挂不上勾。
如果杨广巡游天下只是为了玩乐，他又怎会不明白去江南要比塞上爽得多呢？
事实上，大部分谴责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人并不知道，修大运河的首倡者其实并非杨广，而是一向以勤俭爱民著称的隋文帝杨坚，隋炀帝不过是继承并发扬父亲的遗愿而已。
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督建了长约150多公里的广通渠，史书上却也没有人谴责过他不恤百姓、劳民伤财，只是一味夸赞其治国有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广推行大运河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正确决策。
当然，隋炀帝不仅仅是继承父志，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大运河的长远意义。
杨坚当政时开国未久，以休养生息为主，修运河的规模不大；而杨广在继承了富庶的大隋后，觉得国力已经足堪承受，所以才扩大了工程规模。
一部分人认为修大运河固然是件好事，但杨广不顾现实，急功近利，导致百姓负担过重，最终把一件好工程办成了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恶政……这种看法其实是有所偏颇地。
杨广确实是一个不恤百姓的帝王，也确实为了能早日征辽而要求了较快的工程进度，从而给河北被征集的民夫带来了压力，也因之累死、病死了不少民夫，但大运河工程的扰民程度其实远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大，影响的也无非一二省的百姓，百姓服徭役确实增加了负担，但也绝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残酷。
比起三征高句丽时动辄征发百万之众，远征千里，沿途尸骨无数，其扰民程度只不过是其零头罢了。
当时的大隋灭亡固然与修运河有一定关系，但还决计算不上是核心因素。大运河之所以被盛传劳民伤财，被后世很多人误认为是导致大隋民不聊生的主因，就是因为李唐王朝刻意丑化了这项泽被苍生的德政，并借夸大扰民程度的方法来丑化杨广。
其实杨广在决定开运河时对局势的判断并不算错，当时大隋的根基虽然虚浮，远没有表象上看起来那么强，但国力已经足以轻松支撑起大运河这个工程。
如果炀帝不征高句丽，或者说如果第一次征辽取胜的话，那仅仅是大运河工程根本不会动摇大隋的国本，反倒会在完成后很快带来巨大的积极效应，令大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飞速的进步。
这样就算隋朝最终亡于门阀这个隐患，那也是数代之后的事儿了，杨广此时也早就声名稳固，因为修运河的巨大功劳和他之前的赫赫武勋，被后人誉为了千年一出的绝代明君了。
毕竟各朝各代都只是丑化前朝的末代亡国之君，如果不是第一次征辽失败，如果大隋不是因之而亡，那杨广很可能在历史上成为千古一帝，大运河也会成为他标榜千秋的骄人政绩。
然而福泽万民的大运河工程最终非但没能给杨广带来好名声，反倒成为令他身败名裂的一项罪名，这种不公正的历史评断主要源自后世对他修运河动机的刻意歪曲。指责他修运河时急功近利、不恤百姓的说法虽然夸大了大运河给百姓的压力，但总还不算太过离谱。
可在一些野史、评书中，甚至承继了唐初对杨广的诋毁，**裸地对他进行污蔑，说他不顾江山和百姓死活大修运河，是因为梦见了江南的琼花，急着下江南去观赏；有的则说他贪淫**，想去江南游乐选美；更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开动脑筋胡编乱造，所言荒诞不经，居然把修运河的原因归结为什么“搜括江南财富”、“耀兵江南”、“挖掉王气”之类，都是些毫无逻辑、毫无根据、毫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总而言之，竭力想将杨广塑造成一个自私狠毒，仅仅为了自己沿途的舒适和游乐的享受，就不惜劳民伤财，搞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残暴君王。其实这些谬论破绽鲜明，一看就是新王朝的胜利者在掌控了话语权后，对前朝皇帝的丑化。
今人只要稍加思考便能明白，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归结为去江南游乐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杨广仅仅是为了去江都赏琼花才建大运河，那只建通往江都那一段即可，又何必南北运河一同开挖，设立修建数条运河的规划呢？
而且这种“游乐说”也并不符合杨广的性格，大运河的意义是如此深远，杨广又是一个如此虚荣好名，一心要做个名垂千古之英主的帝王，说他是为了能建功立业，名传后世才不顾百姓负担，坚持推行大运河工程，这还算符合这个人物的基本性格。
说他是为了享乐而修运河，未免就把杨广的雄心和气度看得小了。中国的历史评论向不客观，乾隆六下江南，其私游的成分比杨广要浓郁得多，却少有人诟病，而巡游动机主要是为国为民的隋炀帝却被骂得体无完肤。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无非就是因为杨广亡了国，而弘历的子孙却继续统治中国，操控话语权罢了。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当把持历史书写权的人想要诋毁丑化一个人时，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曾为国家和百姓做过何等贡献，都能轻易将其塑造成社会渣滓。哪怕这个人做过再多利国利民的事儿，都可以将其动机曲解为“主要是想满足个人私欲”。
其实在大运河修成后，享受其便利和舒适者成千上万，杨广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既然有便利的途径，自然去江南时要顺便利用，难道隋炀帝只有放弃便利舒服的水路，放弃沿途的考察，自陆路去江南，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么？
其实除了考察运河两岸，顺便了解江南的风物民情之外，杨广巡游江南也未尝就没有半点游乐之心；但就算有，也不过是附带的因素。爱迪生也曾用过自己发明的电灯泡照明，难道我们也要将他搞这项发明的动机归结为自己照亮方便么？
如今人们无限夸大游乐在杨广巡游江南动机中的比重，甚至将其归结为主要动机，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无疑是在试图以偏概全，歪曲历史。
杨广的南巡固然规模盛大，劳民伤财，但这不过是他性格中贪慕虚荣、喜欢铺张、爱摆排场等因素发挥作用罢了，因此就妄然将他修建运河和巡游江南的动机从为国为民贬低为贪图个人享乐，进而将他的形象丑化为整日只思**玩乐的人渣，未免也太不公正。
而这种“成王”对“败寇”十分恶毒却又极其成功的造谣污蔑，更是令笔者不寒而栗。为人作嫁没有秦长城，就没有汉王朝的繁荣。
汉王朝在秦长城的箳篱之下快速完成了农耕文明的升级，国力大幅增长，最后在漠北击败匈奴，为汉民族取得了在远东大陆的话语权，也扩展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空间。
没有隋运河，就没有唐王朝的强盛。唐代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了炀帝所开的大运河，得以将江南的财富和粮食快速而低成本地向黄河流域输送，从而为还算不错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更使得唐王朝能够同时向远东大陆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同时派遣两个世界级的远征军团，进而靠军事胜利攫取了大量的国家利益。
详查历史，隋炀帝四处巡游的初衷在《资治通鉴》中可略见端倪。在开凿江南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蔡征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这则对话其实已经将隋炀帝一生中很多重要举措的动机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杨广不愿意成为“坐深宫”的庸君，更不愿效南朝的“亡国之君”，而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之前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所以才不辞辛苦地四出巡狩，希望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更好地履行帝国天子的职责。
积毁销骨隋炀帝虽然不是因为想去江南游玩而修了大运河，但他确实在大运河修好后，两次乘船沿运河巡游了江都，沿途征发船只数千艘，还动用了数千纤夫，规模宏大。这两次并不俭省的运河之航后来成了他劳民伤财的罪证，攻击他的人据此指责他巡游江南完全是为了享乐，一些无良学者甚至还据之推出了另一个更为荒诞的观点：
隋炀帝大修运河就是为了去江南享乐，因为只有行水路才能避免车行劳顿。
其实隋炀帝沿运河巡游江南，其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要沿途检阅运河工程，观察周边城镇崛起的情况，定下之后的配套建设方案，可谓忧国忧民，颇具责任心。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他巡游江南的动机刻意曲解为贪图享乐，实在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恶毒中伤。
杨广在即位之初曾远赴西域、蒙古和辽东，跋涉于酷热从杨广前半生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把享乐放在第一位的帝王，他那几次塞外之行去的多为偏远闭塞的不毛之地，环境艰苦，根本就与贪安享欲挂不上勾。
如果杨广巡游天下只是为了玩乐，他又怎会不明白去江南要比塞上爽得多呢？
事实上，大部分谴责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人并不知道，修大运河的首倡者其实并非杨广，而是一向以勤俭爱民著称的隋文帝杨坚，隋炀帝不过是继承并发扬父亲的遗愿而已。
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督建了长约150多公里的广通渠，史书上却也没有人谴责过他不恤百姓、劳民伤财，只是一味夸赞其治国有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广推行大运河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正确决策。
当然，隋炀帝不仅仅是继承父志，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大运河的长远意义。
杨坚当政时开国未久，以休养生息为主，修运河的规模不大；而杨广在继承了富庶的大隋后，觉得国力已经足堪承受，所以才扩大了工程规模。
一部分人认为修大运河固然是件好事，但杨广不顾现实，急功近利，导致百姓负担过重，最终把一件好工程办成了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恶政……这种看法其实是有所偏颇地。
杨广确实是一个不恤百姓的帝王，也确实为了能早日征辽而要求了较快的工程进度，从而给河北被征集的民夫带来了压力，也因之累死、病死了不少民夫，但大运河工程的扰民程度其实远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大，影响的也无非一二省的百姓，百姓服徭役确实增加了负担，但也绝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残酷。
比起三征高句丽时动辄征发百万之众，远征千里，沿途尸骨无数，其扰民程度只不过是其零头罢了。
当时的大隋灭亡固然与修运河有一定关系，但还决计算不上是核心因素。大运河之所以被盛传劳民伤财，被后世很多人误认为是导致大隋民不聊生的主因，就是因为李唐王朝刻意丑化了这项泽被苍生的德政，并借夸大扰民程度的方法来丑化杨广。
其实杨广在决定开运河时对局势的判断并不算错，当时大隋的根基虽然虚浮，远没有表象上看起来那么强，但国力已经足以轻松支撑起大运河这个工程。
如果炀帝不征高句丽，或者说如果第一次征辽取胜的话，那仅仅是大运河工程根本不会动摇大隋的国本，反倒会在完成后很快带来巨大的积极效应，令大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飞速的进步。
这样就算隋朝最终亡于门阀这个隐患，那也是数代之后的事儿了，杨广此时也早就声名稳固，因为修运河的巨大功劳和他之前的赫赫武勋，被后人誉为了千年一出的绝代明君了。
毕竟各朝各代都只是丑化前朝的末代亡国之君，如果不是第一次征辽失败，如果大隋不是因之而亡，那杨广很可能在历史上成为千古一帝，大运河也会成为他标榜千秋的骄人政绩。
然而福泽万民的大运河工程最终非但没能给杨广带来好名声，反倒成为令他身败名裂的一项罪名，这种不公正的历史评断主要源自后世对他修运河动机的刻意歪曲。指责他修运河时急功近利、不恤百姓的说法虽然夸大了大运河给百姓的压力，但总还不算太过离谱。
可在一些野史、评书中，甚至承继了唐初对杨广的诋毁，**裸地对他进行污蔑，说他不顾江山和百姓死活大修运河，是因为梦见了江南的琼花，急着下江南去观赏；有的则说他贪淫**，想去江南游乐选美；更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开动脑筋胡编乱造，所言荒诞不经，居然把修运河的原因归结为什么“搜括江南财富”、“耀兵江南”、“挖掉王气”之类，都是些毫无逻辑、毫无根据、毫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
总而言之，竭力想将杨广塑造成一个自私狠毒，仅仅为了自己沿途的舒适和游乐的享受，就不惜劳民伤财，搞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残暴君王。其实这些谬论破绽鲜明，一看就是新王朝的胜利者在掌控了话语权后，对前朝皇帝的丑化。
今人只要稍加思考便能明白，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归结为去江南游乐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杨广仅仅是为了去江都赏琼花才建大运河，那只建通往江都那一段即可，又何必南北运河一同开挖，设立修建数条运河的规划呢？
而且这种“游乐说”也并不符合杨广的性格，大运河的意义是如此深远，杨广又是一个如此虚荣好名，一心要做个名垂千古之英主的帝王，说他是为了能建功立业，名传后世才不顾百姓负担，坚持推行大运河工程，这还算符合这个人物的基本性格。
说他是为了享乐而修运河，未免就把杨广的雄心和气度看得小了。中国的历史评论向不客观，乾隆六下江南，其私游的成分比杨广要浓郁得多，却少有人诟病，而巡游动机主要是为国为民的隋炀帝却被骂得体无完肤。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无非就是因为杨广亡了国，而弘历的子孙却继续统治中国，操控话语权罢了。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当把持历史书写权的人想要诋毁丑化一个人时，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曾为国家和百姓做过何等贡献，都能轻易将其塑造成社会渣滓。哪怕这个人做过再多利国利民的事儿，都可以将其动机曲解为“主要是想满足个人私欲”。
其实在大运河修成后，享受其便利和舒适者成千上万，杨广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既然有便利的途径，自然去江南时要顺便利用，难道隋炀帝只有放弃便利舒服的水路，放弃沿途的考察，自陆路去江南，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么？
其实除了考察运河两岸，顺便了解江南的风物民情之外，杨广巡游江南也未尝就没有半点游乐之心；但就算有，也不过是附带的因素。爱迪生也曾用过自己发明的电灯泡照明，难道我们也要将他搞这项发明的动机归结为自己照亮方便么？
如今人们无限夸大游乐在杨广巡游江南动机中的比重，甚至将其归结为主要动机，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无疑是在试图以偏概全，歪曲历史。
杨广的南巡固然规模盛大，劳民伤财，但这不过是他性格中贪慕虚荣、喜欢铺张、爱摆排场等因素发挥作用罢了，因此就妄然将他修建运河和巡游江南的动机从为国为民贬低为贪图个人享乐，进而将他的形象丑化为整日只思**玩乐的人渣，未免也太不公正。
而这种“成王”对“败寇”十分恶毒却又极其成功的造谣污蔑，更是令笔者不寒而栗。为人作嫁没有秦长城，就没有汉王朝的繁荣。
汉王朝在秦长城的箳篱之下快速完成了农耕文明的升级，国力大幅增长，最后在漠北击败匈奴，为汉民族取得了在远东大陆的话语权，也扩展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空间。
没有隋运河，就没有唐王朝的强盛。唐代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了炀帝所开的大运河，得以将江南的财富和粮食快速而低成本地向黄河流域输送，从而为还算不错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更使得唐王朝能够同时向远东大陆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同时派遣两个世界级的远征军团，进而靠军事胜利攫取了大量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