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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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虽然不是体弱多病，但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二十多年都没病没灾地安然度过呢？我想即使是身体再棒再健康的人也会偶染小疾，上帝很聪明，他知道人们如果不生病就不会懂得健康的重要，更不会珍惜健康。生命是丰富和复杂的，每个人都需要生病，也都会生病。话说回来，生病虽然痛苦，严重时甚至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否认一些小病小灾给我们带来的异样感觉，以及由此而享受到的各种特权。尤其在儿时，当我们被繁杂的算术题和看起来比裹脚布还长的需要背诵的课文时，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肚子疼或者发烧咳嗽啊，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窝在家里看着动画片，吃着爆米花、麻花爪、酸梅粉以及各种罐头。旁边还有爸爸或者妈妈守在旁边，拿他们粗糙的手掌抚摸我们的额头，测试它的热度，看看我们打过针吃过药以后是不是真地退烧了。
上初中之前，感冒这种常见的疾病似乎对我情有独钟，一般每到冬季，它便像西北风一样准时地找到我，死缠烂打地侵入我的身体，连点儿防备都没有，我只能束手就擒，继而采取相应策略。感冒这东西所带来的后果无外乎咳嗽、发烧、流鼻涕、鼻塞、咽喉疼痛以及呕吐等症状。当然了，我所说的都是轻微的，不包括重感冒，因为我轻易染不上流感，只有那么一次我记得十分清晰。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也是寒冷的冬天，我发烧了。我烧得一塌糊涂，鼻涕眼泪下雨一样止也止不住，一卷卫生纸不出半个小时就被我擦鼻涕和眼泪用光了，留下满地皱巴巴的纸团。不仅如此，我浑身也像火炭一样滚热，烧得我迷迷糊糊，眼也不睁，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只是躺在炕头蒙着大被叫冷。父母必定是着急和慌乱的，但我那时已没有多少清醒的意识，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地担心和焦急。那时我们镇上只有一个卫生所，村里有一个赤脚医生，因为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显然去十里地以外的卫生所看病是不妥的，于是父亲把赤脚医生找来了。医生把冰凉的体温计塞进了我的胳肢窝，我迷迷糊糊地夹着这根玻璃管发抖。不一会儿，医生拿出体温计，看了一眼，严肃地说，烧得不轻，马上就四十度了，得赶紧打两针。后来我听母亲说医生给我打的两针药剂是并不经常使用的疗效比较快的一种，名字好像叫作“先锋”的。我对此名称印象不深，只记得医生扒下我的裤子，先拿酒精棉球擦了擦屁股，然后便扎了上去。起初冰凉的感觉让我稍微清醒，但蝎子蜇了一样的痛感随之没有任何过渡地袭来，让我不由得咬紧了牙关。医生说，放松，放松，肌肉别绷着，那样药水还怎么进去，病还怎么好？可是我根本不懂放松，直到他拔出针头，拿大拇指摁在针眼处我才松了一口气。其实当针头拔出的那一刻才是最为疼痛的，但我知道针头就要拔出了，于是不由得放松下来，也不去管它到底有多疼了。很多时候，当我还在为此高兴时，医生的针头已经扎进了我的另一半屁股，这真有点儿防不胜防的味道，我只有再次禁受彻骨的疼痛。扎完针，医生又开了一些药才走，临走时不忘告诉我多喝开水多溜达，别总是偎在炕头。父亲出去送医生，顺便付钱，母亲收拾着医生打碎在地上的玻璃渣（那是密封的药瓶口，医生没有合适的开启工具，只能敲碎它）。那天夜里虽然打了针，可药效没能那么快发生作用，所以我还是濒临昏迷状态睡了过去，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然而梦总是超现实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如果让你在扑克牌中挑选一张最具恐惧色彩的图案，我想你也许会选“k”反正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梦里，四张老“k”从图案中走到了我面前，他们凶神恶煞一般齐整地向我靠近，把我围拢起来，可恨我的双脚就像钉在了地上一样，越是想走越是纹丝不动。急得我大叫，可是嘴张得巨大却没有任何声音，我不清楚是我的耳朵坏了还是我成了哑巴，连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这个梦没有结尾，好像不了了之了，我当时并没有醒，是在早晨醒来的，梦中的情节依然记得十分清晰。没出两三天，我的病就好了，但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敢再玩扑克，特别是那张“k”更是让我想起来就后怕。
有些病落下根就不容易祛除，且极易复发，比如百日咳。我的母亲小时候便害过百日咳，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于是留下了哮喘的病根，每至冬天感冒时便会引发剧烈地咳嗽，那种咳嗽仿佛要把身子掏空，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让人听起来心惊胆颤。小时候，每当听见这种咳嗽，我总想着长大了有钱了要带她到大医院治疗，彻底去根，让她远离多年的折磨。现在我长大了，也挣钱了，知道这种病在于养，而不是治，在于食疗，而不是药医。我还知道，在气候湿润温暖的地方，哮喘是轻易不会发作的，所以我想要让母亲到海边的南方城市养老，我更明白这需要我的努力，哪怕牺牲自己的很多东西。因为我忘不了在我生病时，母亲是如何无微不至照顾我的，那些远去的温情现在想来依旧让人动容。小时候，有一种病在我身上年复一年连续了五年才结束，它是扁桃体发炎，在家乡俗称“肿榨菜（音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到农历十月左右，只要我一感冒发烧，腮部肯定肿起来，像在很短的时间内长了两大块肥肉。如果只是不美观也就算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疼痛的，那种疼不好形容，有时胀胀地疼，有时咽唾沫喝口水都疼得针扎一样。这种疼是看不着摸不到的，杨树和柳树上有一种叫做洋剌子的虫子，它浑身都有毒刺，这种毒刺逼人的头发还要细小，一旦接触皮肤就很难找到，除非用胶布一下一下地去粘，等把毒刺粘下来时，估计汗毛也快粘掉了。我的本意是想说得了“肿榨菜”就像嗓子眼粘了这种虫子的毒刺一样，无法除去，只能等着毒性慢慢消失。母亲见我难受的样子，她比我还难受，见我吃不下饭，她也食不知味，她恨不得代替我生病。那时候我是非常喜欢生病的，因为我可以在母亲怀里撒娇，准确地说并不是怀里，而是头枕着她的大腿，让她捏我的脑门，捏出几道深深的红印。我闭上眼睛，微微的疼痛，还有微微的母性气息，那种类似奶香却凌驾于上的味道，这种气息和味道让我感觉无比幸福，感觉就算天塌下来也用不着担心。
这“榨菜”一肿就是五年，直到我到镇上上了初中，初一那年的冬天应该是最后一次“肿榨菜”由于镇中距离家乡路途遥远，又逢昼短夜长，于是我便和寡居的姥爷住到了一起。母亲的老家就在镇上，姥姥在我10岁时便去世了，因为没有儿子，姥爷就和“当庄的”的二女儿一家生活在了一起。那年冬天我再次中招，但初中的课程紧张，加之临近期中考试，我不敢怠慢，于是坚持上学，也没有找医生打针吃药。可能由于我掩饰得比较好，姥爷和二姨他们都没发现我的身体有什么异样，我就这样扛着，没想到竟然也给扛过去了，我想是因为我年轻、火力旺。那时候，母亲隔上五天就回来看我一次，顺便看看姥爷，之所以选择五天是因为每过五天就是镇上的集。那次母亲来看我时，我的病基本上好了，但母亲还是看出了些许端倪，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当时很想告诉她前几天病过，但话到嘴边却改了口。我想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懂得为别人着想，开始独立承担自己的事，包括疾病。凡是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标准，一件事情总是有好有坏，独立当然会让我长大，但同时也告别了一些难得的东西，比如亲密无间的母子之情。
后来，准确地算一下应该是从初二开始我便持之以恒地进行了体育锻炼，主要项目其实就是晨跑，目的很单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和免疫力，不再生病。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用的，从那以后，我真的很少生过病，甚至连感冒都不再光顾我，更别说那让我既讨厌又不舍的“肿榨菜”在冬天到来的时刻，我决定不再坚持锻炼，我决定回家生一次病，再次重温儿时的小幸福，再次享受那久违的毫无空间的浓浓的亲情。
小时候，我虽然不是体弱多病，但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二十多年都没病没灾地安然度过呢？我想即使是身体再棒再健康的人也会偶染小疾，上帝很聪明，他知道人们如果不生病就不会懂得健康的重要，更不会珍惜健康。生命是丰富和复杂的，每个人都需要生病，也都会生病。话说回来，生病虽然痛苦，严重时甚至夺去我们的生命，但不能否认一些小病小灾给我们带来的异样感觉，以及由此而享受到的各种特权。尤其在儿时，当我们被繁杂的算术题和看起来比裹脚布还长的需要背诵的课文时，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肚子疼或者发烧咳嗽啊，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窝在家里看着动画片，吃着爆米花、麻花爪、酸梅粉以及各种罐头。旁边还有爸爸或者妈妈守在旁边，拿他们粗糙的手掌抚摸我们的额头，测试它的热度，看看我们打过针吃过药以后是不是真地退烧了。
上初中之前，感冒这种常见的疾病似乎对我情有独钟，一般每到冬季，它便像西北风一样准时地找到我，死缠烂打地侵入我的身体，连点儿防备都没有，我只能束手就擒，继而采取相应策略。感冒这东西所带来的后果无外乎咳嗽、发烧、流鼻涕、鼻塞、咽喉疼痛以及呕吐等症状。当然了，我所说的都是轻微的，不包括重感冒，因为我轻易染不上流感，只有那么一次我记得十分清晰。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也是寒冷的冬天，我发烧了。我烧得一塌糊涂，鼻涕眼泪下雨一样止也止不住，一卷卫生纸不出半个小时就被我擦鼻涕和眼泪用光了，留下满地皱巴巴的纸团。不仅如此，我浑身也像火炭一样滚热，烧得我迷迷糊糊，眼也不睁，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只是躺在炕头蒙着大被叫冷。父母必定是着急和慌乱的，但我那时已没有多少清醒的意识，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地担心和焦急。那时我们镇上只有一个卫生所，村里有一个赤脚医生，因为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显然去十里地以外的卫生所看病是不妥的，于是父亲把赤脚医生找来了。医生把冰凉的体温计塞进了我的胳肢窝，我迷迷糊糊地夹着这根玻璃管发抖。不一会儿，医生拿出体温计，看了一眼，严肃地说，烧得不轻，马上就四十度了，得赶紧打两针。后来我听母亲说医生给我打的两针药剂是并不经常使用的疗效比较快的一种，名字好像叫作“先锋”的。我对此名称印象不深，只记得医生扒下我的裤子，先拿酒精棉球擦了擦屁股，然后便扎了上去。起初冰凉的感觉让我稍微清醒，但蝎子蜇了一样的痛感随之没有任何过渡地袭来，让我不由得咬紧了牙关。医生说，放松，放松，肌肉别绷着，那样药水还怎么进去，病还怎么好？可是我根本不懂放松，直到他拔出针头，拿大拇指摁在针眼处我才松了一口气。其实当针头拔出的那一刻才是最为疼痛的，但我知道针头就要拔出了，于是不由得放松下来，也不去管它到底有多疼了。很多时候，当我还在为此高兴时，医生的针头已经扎进了我的另一半屁股，这真有点儿防不胜防的味道，我只有再次禁受彻骨的疼痛。扎完针，医生又开了一些药才走，临走时不忘告诉我多喝开水多溜达，别总是偎在炕头。父亲出去送医生，顺便付钱，母亲收拾着医生打碎在地上的玻璃渣（那是密封的药瓶口，医生没有合适的开启工具，只能敲碎它）。那天夜里虽然打了针，可药效没能那么快发生作用，所以我还是濒临昏迷状态睡了过去，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然而梦总是超现实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如果让你在扑克牌中挑选一张最具恐惧色彩的图案，我想你也许会选“k”反正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梦里，四张老“k”从图案中走到了我面前，他们凶神恶煞一般齐整地向我靠近，把我围拢起来，可恨我的双脚就像钉在了地上一样，越是想走越是纹丝不动。急得我大叫，可是嘴张得巨大却没有任何声音，我不清楚是我的耳朵坏了还是我成了哑巴，连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这个梦没有结尾，好像不了了之了，我当时并没有醒，是在早晨醒来的，梦中的情节依然记得十分清晰。没出两三天，我的病就好了，但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敢再玩扑克，特别是那张“k”更是让我想起来就后怕。
有些病落下根就不容易祛除，且极易复发，比如百日咳。我的母亲小时候便害过百日咳，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于是留下了哮喘的病根，每至冬天感冒时便会引发剧烈地咳嗽，那种咳嗽仿佛要把身子掏空，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让人听起来心惊胆颤。小时候，每当听见这种咳嗽，我总想着长大了有钱了要带她到大医院治疗，彻底去根，让她远离多年的折磨。现在我长大了，也挣钱了，知道这种病在于养，而不是治，在于食疗，而不是药医。我还知道，在气候湿润温暖的地方，哮喘是轻易不会发作的，所以我想要让母亲到海边的南方城市养老，我更明白这需要我的努力，哪怕牺牲自己的很多东西。因为我忘不了在我生病时，母亲是如何无微不至照顾我的，那些远去的温情现在想来依旧让人动容。小时候，有一种病在我身上年复一年连续了五年才结束，它是扁桃体发炎，在家乡俗称“肿榨菜（音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到农历十月左右，只要我一感冒发烧，腮部肯定肿起来，像在很短的时间内长了两大块肥肉。如果只是不美观也就算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是疼痛的，那种疼不好形容，有时胀胀地疼，有时咽唾沫喝口水都疼得针扎一样。这种疼是看不着摸不到的，杨树和柳树上有一种叫做洋剌子的虫子，它浑身都有毒刺，这种毒刺逼人的头发还要细小，一旦接触皮肤就很难找到，除非用胶布一下一下地去粘，等把毒刺粘下来时，估计汗毛也快粘掉了。我的本意是想说得了“肿榨菜”就像嗓子眼粘了这种虫子的毒刺一样，无法除去，只能等着毒性慢慢消失。母亲见我难受的样子，她比我还难受，见我吃不下饭，她也食不知味，她恨不得代替我生病。那时候我是非常喜欢生病的，因为我可以在母亲怀里撒娇，准确地说并不是怀里，而是头枕着她的大腿，让她捏我的脑门，捏出几道深深的红印。我闭上眼睛，微微的疼痛，还有微微的母性气息，那种类似奶香却凌驾于上的味道，这种气息和味道让我感觉无比幸福，感觉就算天塌下来也用不着担心。
这“榨菜”一肿就是五年，直到我到镇上上了初中，初一那年的冬天应该是最后一次“肿榨菜”由于镇中距离家乡路途遥远，又逢昼短夜长，于是我便和寡居的姥爷住到了一起。母亲的老家就在镇上，姥姥在我10岁时便去世了，因为没有儿子，姥爷就和“当庄的”的二女儿一家生活在了一起。那年冬天我再次中招，但初中的课程紧张，加之临近期中考试，我不敢怠慢，于是坚持上学，也没有找医生打针吃药。可能由于我掩饰得比较好，姥爷和二姨他们都没发现我的身体有什么异样，我就这样扛着，没想到竟然也给扛过去了，我想是因为我年轻、火力旺。那时候，母亲隔上五天就回来看我一次，顺便看看姥爷，之所以选择五天是因为每过五天就是镇上的集。那次母亲来看我时，我的病基本上好了，但母亲还是看出了些许端倪，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当时很想告诉她前几天病过，但话到嘴边却改了口。我想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懂得为别人着想，开始独立承担自己的事，包括疾病。凡是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标准，一件事情总是有好有坏，独立当然会让我长大，但同时也告别了一些难得的东西，比如亲密无间的母子之情。
后来，准确地算一下应该是从初二开始我便持之以恒地进行了体育锻炼，主要项目其实就是晨跑，目的很单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和免疫力，不再生病。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用的，从那以后，我真的很少生过病，甚至连感冒都不再光顾我，更别说那让我既讨厌又不舍的“肿榨菜”在冬天到来的时刻，我决定不再坚持锻炼，我决定回家生一次病，再次重温儿时的小幸福，再次享受那久违的毫无空间的浓浓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