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同病相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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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姐摇摇头说道：“小波，这个倒不用了，我早就问过阿郎了，当初收留他的一对夫妻已经意外去世了，而且就因为这夫妻的去世，当地政府在整理他们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我当时留下的一封信，拆开看后这才知道阿郎并不是他们的孩子，后来村干部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阿郎。所以阿郎才会得知我的地址，偷偷的拿着家里剩余的钱跑来上海找我。”
“原来是这样啊！”我暗暗想道，又问道：“那么说阿郎的在当地已经没有监护人了？”
“监护人？”吴姐有些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监护人就是法律上孩子的抚养人。”我解释道，也许我的解释不是很正确，但意思应该差不多。
“这人应该是没了，阿郎的养父母去世后是由村政府抚养的，这算不算？”吴姐想了想问道。
“村政府抚养的？”我突然高兴的说道：“吴姐，搞不好阿郎的户口可以迁过来了。”
“迁户口？进上海？可能吗？”吴姐有些不信的问道。
“是啊！小波，这是上海啊！连在上海住了十多年的袋袋户口（一种临时户口）都没成为正式户口呢，阿郎的户口能这么容易就能迁进来？”张乐瑶也有些不信的问道。
不怪她们不信，上海的户口之严格是全国有名的，就是十多年后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进来的，何况在八九呢？但她们毕竟不了解法律的规定，要知道现在的人的法制观念远远比不上十多年后的人，我笑了笑，解释道：“我是这么想的，阿郎已经失去了养父母，而且又没了监护人，现在是当地政府在抚养他，就是说他的户口在村政府而不是居民家里。只要事实真是这样就好办了，因为你是阿郎的亲生母亲，完全可以拿到他的抚养权，再加上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孩子户口随母亲的居住地定的，只要你和阿郎正式恢复母子关系，成为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他的户口就能合理的迁进上海来了。”
“这真的？”吴姐不明白法律是否这么规定，她有些不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迟疑不决的问道。
张乐瑶却是另一种样子，她早就领教过我不凡的一面，见我说得这么头头是道，她眼睛亮了起来，心里已经确信无疑我的话肯定是正确的。她对吴姐说道：“既然小波这么说，那一定有他的道理，反正我们死马当成活马医，就算最后迁不进阿郎的户口，也没有什么损失啊！”听张乐瑶这么说，吴姐也笑了，点头说道：“好，就听小波的，不过具体怎么办我不大清楚，毕竟没办过这类事。”
我正想告诉吴姐可以找律师事务所去办理，没想到张乐瑶抢着说道：“这你放心吧，既然小波出的主意，那他一定知道怎么办，就交给他了，他一定会办好的，是不是啊！小波？”她得意的看了我一眼，并特地把我名字叫得特别亲热。我笑嘻嘻的连连点头，心里却为刚才的一句口误带来的“恶劣后果”直叫“胸闷”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阿郎的户口问题联系律师事务所，八九年，上海的律师事务所还不多，主要都集中的徐汇区内，我特意踏进了在永嘉路上的一家很有名的xx律师事务所。
“你好，我姓张，请问，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穿着得体的中年人律师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我的面前。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她的儿子是。”我详细的把阿郎的事告诉了律师，并特意提到他现在没有了监护人，而且他的亲生母亲就在上海，所以他母亲希望要回他的抚养权，并把户口从云南迁回来。
张律师一开始听的时候还边写着纪录边微笑着点点头，但当我说道这孩子是当年知青的后代时候，他的手一个哆嗦，笔掉在地上，接着他不好意思的向我笑笑，捡起笔后继续听我诉说，但他不再写写记记了，而且看着我的神情也有些出神，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张律师？”我全部说完后在等他的回答，见他半天没反映，叫了他一声。
“哦，没什么，有些出神了。”张律师不好意思的说道。
“您看这孩子的户口迁回来的可能性是多大？如果要办的话还需要点什么材料或者整个办理过程多少时间？”我直接问了三个最关键的问题。
张律师默默想了会，说道：“看来你懂点法律，思路还是很正确的，但事情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你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三个答案。第一：必须要确认你的朋友是否真是这孩子的母亲，当然，我相信你所说的，她是孩子的亲身母亲，可是法律不是这么就能解释得通，所以，最好要有当年生育的出生证和文件之类作证明。第二：孩子现在当地的户籍情况是否像你所说的一样还需要实地了解一下，并需要当地民政，公安户籍等部门进行配合，调出孩子的档案，并做迁出手续。第三：如果前二步都做完的话，我们还需要要在上海进行申请，先把抚养权拿下来，这需要法院来决定，等抚养权下来后，再要去公安局办理户籍迁入申请，这样一来，就算按最快的程序走也起码半年到一年时间。”
听了张律师的话，我心里暗暗盘算着：“当地的情况应该不会和阿郎说得差太远，只要核实一下就可以，调档案问题也不是很大，至于上海申请别说一年，就是再长只要能把户口迁进来也可以慢慢等。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条，要知道当年的知青生孩子都是在一些乡村卫生所里完成的，有些甚至还是私下接生，根本就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什么。而现在又不像十几年后，做个亲子鉴定，dna检测什么的就能解决问题，现在那里来这套东西，别说中国了，就是在美国都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这种检测，这个可是一件最麻烦的事了。”
我犹豫了一下，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张律师，当然我不会傻得告诉他什么dna，只不过说了一下大概的顾虑。张律师点点头，同意了我的看法，但没有回答我究竟应该怎么办。
“张律师，你尽量帮我办成这事，多少钱，我来出，你开个价。”我见张律师沉默不语，心中有些发急，想用钱来打动他。
张律师还是没有回答我，他默默的想了五分钟，最后他缓缓的点点头，说道：“我接受你的委托，你带来的这些资料我会在这三天看完，三天后亲自去一次云南，关于出生证明的事我也会尽量解决的。”
“太好了！张律师！这个费用？你说吧，多少？”为了吴姐和阿郎的幸福，就是让我出点血也是值得的，我高兴的问道。
出乎意料的是，张律师却微笑着摆摆手说道：“事务所费用还是按正常的结算，出差的费用我会用发票向你实报实销，至于我个人的律师费嘛，我一分不收，权当免费。”
“这。”我简直是怀疑自己听错了，有这么好的事？还是他另有目的？我不敢相信的问道。
张律师淡淡的一句话就打消了我所有疑问：“我也曾经是个知青，我也曾经去过云南”看着他一双透着真挚的目光我感激的向他伸出了双手，一便又一便的向他道谢。
吴姐摇摇头说道：“小波，这个倒不用了，我早就问过阿郎了，当初收留他的一对夫妻已经意外去世了，而且就因为这夫妻的去世，当地政府在整理他们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我当时留下的一封信，拆开看后这才知道阿郎并不是他们的孩子，后来村干部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阿郎。所以阿郎才会得知我的地址，偷偷的拿着家里剩余的钱跑来上海找我。”
“原来是这样啊！”我暗暗想道，又问道：“那么说阿郎的在当地已经没有监护人了？”
“监护人？”吴姐有些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监护人就是法律上孩子的抚养人。”我解释道，也许我的解释不是很正确，但意思应该差不多。
“这人应该是没了，阿郎的养父母去世后是由村政府抚养的，这算不算？”吴姐想了想问道。
“村政府抚养的？”我突然高兴的说道：“吴姐，搞不好阿郎的户口可以迁过来了。”
“迁户口？进上海？可能吗？”吴姐有些不信的问道。
“是啊！小波，这是上海啊！连在上海住了十多年的袋袋户口（一种临时户口）都没成为正式户口呢，阿郎的户口能这么容易就能迁进来？”张乐瑶也有些不信的问道。
不怪她们不信，上海的户口之严格是全国有名的，就是十多年后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进来的，何况在八九呢？但她们毕竟不了解法律的规定，要知道现在的人的法制观念远远比不上十多年后的人，我笑了笑，解释道：“我是这么想的，阿郎已经失去了养父母，而且又没了监护人，现在是当地政府在抚养他，就是说他的户口在村政府而不是居民家里。只要事实真是这样就好办了，因为你是阿郎的亲生母亲，完全可以拿到他的抚养权，再加上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孩子户口随母亲的居住地定的，只要你和阿郎正式恢复母子关系，成为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他的户口就能合理的迁进上海来了。”
“这真的？”吴姐不明白法律是否这么规定，她有些不信居然有这么好的事，迟疑不决的问道。
张乐瑶却是另一种样子，她早就领教过我不凡的一面，见我说得这么头头是道，她眼睛亮了起来，心里已经确信无疑我的话肯定是正确的。她对吴姐说道：“既然小波这么说，那一定有他的道理，反正我们死马当成活马医，就算最后迁不进阿郎的户口，也没有什么损失啊！”听张乐瑶这么说，吴姐也笑了，点头说道：“好，就听小波的，不过具体怎么办我不大清楚，毕竟没办过这类事。”
我正想告诉吴姐可以找律师事务所去办理，没想到张乐瑶抢着说道：“这你放心吧，既然小波出的主意，那他一定知道怎么办，就交给他了，他一定会办好的，是不是啊！小波？”她得意的看了我一眼，并特地把我名字叫得特别亲热。我笑嘻嘻的连连点头，心里却为刚才的一句口误带来的“恶劣后果”直叫“胸闷”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阿郎的户口问题联系律师事务所，八九年，上海的律师事务所还不多，主要都集中的徐汇区内，我特意踏进了在永嘉路上的一家很有名的xx律师事务所。
“你好，我姓张，请问，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穿着得体的中年人律师带着职业的微笑坐在我的面前。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她的儿子是。”我详细的把阿郎的事告诉了律师，并特意提到他现在没有了监护人，而且他的亲生母亲就在上海，所以他母亲希望要回他的抚养权，并把户口从云南迁回来。
张律师一开始听的时候还边写着纪录边微笑着点点头，但当我说道这孩子是当年知青的后代时候，他的手一个哆嗦，笔掉在地上，接着他不好意思的向我笑笑，捡起笔后继续听我诉说，但他不再写写记记了，而且看着我的神情也有些出神，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张律师？”我全部说完后在等他的回答，见他半天没反映，叫了他一声。
“哦，没什么，有些出神了。”张律师不好意思的说道。
“您看这孩子的户口迁回来的可能性是多大？如果要办的话还需要点什么材料或者整个办理过程多少时间？”我直接问了三个最关键的问题。
张律师默默想了会，说道：“看来你懂点法律，思路还是很正确的，但事情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简单，你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三个答案。第一：必须要确认你的朋友是否真是这孩子的母亲，当然，我相信你所说的，她是孩子的亲身母亲，可是法律不是这么就能解释得通，所以，最好要有当年生育的出生证和文件之类作证明。第二：孩子现在当地的户籍情况是否像你所说的一样还需要实地了解一下，并需要当地民政，公安户籍等部门进行配合，调出孩子的档案，并做迁出手续。第三：如果前二步都做完的话，我们还需要要在上海进行申请，先把抚养权拿下来，这需要法院来决定，等抚养权下来后，再要去公安局办理户籍迁入申请，这样一来，就算按最快的程序走也起码半年到一年时间。”
听了张律师的话，我心里暗暗盘算着：“当地的情况应该不会和阿郎说得差太远，只要核实一下就可以，调档案问题也不是很大，至于上海申请别说一年，就是再长只要能把户口迁进来也可以慢慢等。麻烦就麻烦在第一条，要知道当年的知青生孩子都是在一些乡村卫生所里完成的，有些甚至还是私下接生，根本就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什么。而现在又不像十几年后，做个亲子鉴定，dna检测什么的就能解决问题，现在那里来这套东西，别说中国了，就是在美国都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这种检测，这个可是一件最麻烦的事了。”
我犹豫了一下，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张律师，当然我不会傻得告诉他什么dna，只不过说了一下大概的顾虑。张律师点点头，同意了我的看法，但没有回答我究竟应该怎么办。
“张律师，你尽量帮我办成这事，多少钱，我来出，你开个价。”我见张律师沉默不语，心中有些发急，想用钱来打动他。
张律师还是没有回答我，他默默的想了五分钟，最后他缓缓的点点头，说道：“我接受你的委托，你带来的这些资料我会在这三天看完，三天后亲自去一次云南，关于出生证明的事我也会尽量解决的。”
“太好了！张律师！这个费用？你说吧，多少？”为了吴姐和阿郎的幸福，就是让我出点血也是值得的，我高兴的问道。
出乎意料的是，张律师却微笑着摆摆手说道：“事务所费用还是按正常的结算，出差的费用我会用发票向你实报实销，至于我个人的律师费嘛，我一分不收，权当免费。”
“这。”我简直是怀疑自己听错了，有这么好的事？还是他另有目的？我不敢相信的问道。
张律师淡淡的一句话就打消了我所有疑问：“我也曾经是个知青，我也曾经去过云南”看着他一双透着真挚的目光我感激的向他伸出了双手，一便又一便的向他道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