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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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全局干部大会让我做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突然和坚决，连我自己都是始料不及的。
人的生命的孕育和成长，是一项浩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但要了结它，却再容易不过了。我的自杀决定是在瞬间做出的，确切的时间，就是在局长念完留用人员名单之后。我想好了自杀的方式，就是从局办公大楼的楼顶上跳下去。至于自杀时间，我选择在明天早上的上班高峰，在班车陆续开进机关大院的时候，我从办公楼的楼顶飞身跃下，十八层的高度足以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这道弧线会像闪电一样打进全局同仁的脑海。
下午的干部大会是揭锅会。已经酝酿半年之久的干部精简工作，在会上有了明确的结果。主持会议的孙局长宣布，凡是念到名单的人就是留下来的，没有念到名单的是要听候重新安排的。孙局长的话把台下五百多人的心揪到了嗓子眼儿，去留如生死，生死就在这一瞬间，全场瞬时鸦雀无声，和法庭上的宣判毫无二致。
名单是由一把手黄局长亲自念的。按照惯例，凡遇重大事情，为了体现领导的重视，一把手都要亲自出马。黄局长满嘴的湖南口音，因为抽烟过多还略微沙哑，但这并不妨碍听众对他所传信息的准确捕捉。自从上级下达了干部精简工作精神之后，除局级领导之外，每个人都把心揪紧了，把耳朵伸长了，深恐屁股下面的金交椅不翼而飞。想想看，本来是国家机关干部，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当官的，坐在威风八面的办公大楼里面，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时不时的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换点灰色收入；下去视察时，前呼后拥，个个神气活现，老百姓谁敢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唯唯诺诺，那种心态，比过去的皇差逊色不了多少。忽然间，要被轰出办公大楼，干部身份没有了，手中的权力没有了，也要变成低眉顺眼的老百姓了，这不啻于是从天堂掉进地狱，谁能接受得了？不接受也得接受，起码一半人要接受，这是此次精简的硬指标，除局领导班子成员之外，一半人要离开公务员队伍。学习文件，开会讨论，人人表态，什么大政方针，顺应民意，服从安排，这些盛产在嘴皮子上的时代产物，一时塞满了大小会议室和各种文件。人人故作轻松，满不在乎，但就是无心工作，心思都用在了怎么保住自己的位子上。于是，白天当正人君子，晚上找局领导送礼，已成为机关一时的流行时尚。好在黄局长是个聪明人，为了给自己和班子成员减少麻烦，他下了一道命令，宣布谁送礼就曝光谁，谁被曝光谁就失去留任资格，送礼之风这才戛然而止。
我没有给谁送礼，心态比天安门广场还坦然，我有十二分把握，此次精简与我无关。为什么呢？因为当官要讲学历和资历。论学历，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而且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金料毕业生，拿的是文学学士的学位；论资历，我毕业后就分到了政府机关，以三十岁的高龄从办事员开始做起，二十年间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而且在处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九年。对我惟一不利的因素是年龄，已经五十岁了，在全局处长中年龄是最大的。但年龄大不要紧，可以往上升嘛，升到局级干部，年龄就不算大了。
凭着我的资历和能力，当个局级领导干部不成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想当局长对我来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的能力在全局有口皆碑，如果有哪个副局长退休或暴病身亡，由我去接替他的位子，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所以，我不着急，不送礼，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就连我在k部当司长的老婆，都屈尊给我出主意，教给我如何走门路，并且拿出五千块钱，让我为自己的前途做必要的投资。我觉得处长的位子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关心的是再往上迈一个台阶的问题。我担任的是综合处处长，这个位子离副局长的位子是最近的，按照以往的惯例，除组织外派来的，副局长都是从综合处处长的位子上提起来的。但现在向局长提出我往上迈台阶的问题肯定不是时候，有一半人要下去，我突然上去了，这不是找骂吗？俗话说得好，沉住气不少打粮食。等全局干部精简工作一结束，我的升迁问题肯定会提到议事日程。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参加会议的。当黄局长的湖南话开始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我的心情丝毫不紧张，周围的人都把身子挺直了，有的还掏出手绢不停地擦脑门子上的虚汗。我靠在椅背儿上，像稳坐钓鱼台上的姜太公。在我的预料中，黄局长应该第一个念我的名字，但他没按我的意图来，沙哑的声音已经响了十分钟了，随时有可能打住，可我的名字还没出现，这使我颇觉奇怪。我把身子也坐直了，而且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但这个小小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黄局长的话结束了，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大厅里像死一般寂静。突然间，死的念头犹如一只魔爪攫住了我的灵魂。我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堂堂的七七级北大毕业生，一个有口皆碑的处长，怎么可能就这样被精简了呢？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惟有用死亡来嘲笑这个笑话，且让我的身体划出的弧线制造出更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办公室的，也不晓得自己的脸色是什么样子。当我一路走来时，虽然遇见不少人，却没有一个和我主动打招呼的。我重重地坐在熟悉的办公桌前，用手捂着脸，听着房间里的人互相告别，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我被遗忘了，由高高在上的处座，变成了被人视而不见的废物。实际上，就在下午开会之前，我的手下对我还是巴结、谄媚、诚惶诚恐的，惟恐哪点得罪我，被我反映上去，成了精简对象。我不会告谁的黑状，我希望全处每一个人都能留下来，毕竟大家共事多年，即使没有多少感情，也有同舟共济的默契。事实证明，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全处十个人，只有我这个处长被下岗分流了。每个人在告别时都多了一份欣慰，说不定还要到外面找地方庆祝一番。还是我的副手，已被宣布留用的毕勋毕副处长，在离开房间时对我表示了关切之情：“老宋，别想那么多了，快回家吧。”
我的眼泪顺着指缝流了下来。“老宋”说得多自然，就在几小时前，这个对我言听计从的毕副处长还是一口一个宋处长呢，他在任何场合对我都是毕恭毕敬的，从来就没有开口叫过我老宋。现在改口了，改得那么潇洒神气，没有任何过渡，完全是一副上级领导的口吻。我在机关干了二十年，知道一个人的称谓变化意味着什么。姓后面带长的，肯定还在台上，长前面如果有副字，也不能叫出来，谁要是叫出来，肯定是找不自在，特别是下级和外面来办事的人，要是犯了这个忌，下级就会被穿小鞋，外面来办事的就会碰钉子；如果把长去掉了，在姓后面加上老字，就说明此人是有来头的，原来干过什么要职；在姓前面加上老字，那就不用担心了，原先顶多是个处长，现在也没多大戏，尽管叫就是了。我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下午，我就由宋处变成了老宋。虽然我老婆一直用老宋来称呼我，但当我听到原先的副手如此称呼，还是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没有搭理他。不一会儿，我听到房门响了一下，房间里除我以外已空无一人。我抬起头，悲哀地望着已被夜色吞没的办公室，想到自己已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种灵魂出壳的感觉再次攫住了我。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有价值，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在奔腾咆哮的时代激流里面，我是一个踏浪飞舟式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每年的全局工作总结吧，八年来都是出自我的手，局长虽然换了三个，但个个都对我撰写的工作总结竖大拇指。要知道，有一个妙笔生花的工作总结，等于是给局长的乌纱帽上了保险。我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呢？
人的生命没了价值，要它还有何用？夜色中传来隆隆的雷声，我离开了办公室，顺着楼梯向楼顶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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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全局干部大会让我做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突然和坚决，连我自己都是始料不及的。
人的生命的孕育和成长，是一项浩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但要了结它，却再容易不过了。我的自杀决定是在瞬间做出的，确切的时间，就是在局长念完留用人员名单之后。我想好了自杀的方式，就是从局办公大楼的楼顶上跳下去。至于自杀时间，我选择在明天早上的上班高峰，在班车陆续开进机关大院的时候，我从办公楼的楼顶飞身跃下，十八层的高度足以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这道弧线会像闪电一样打进全局同仁的脑海。
下午的干部大会是揭锅会。已经酝酿半年之久的干部精简工作，在会上有了明确的结果。主持会议的孙局长宣布，凡是念到名单的人就是留下来的，没有念到名单的是要听候重新安排的。孙局长的话把台下五百多人的心揪到了嗓子眼儿，去留如生死，生死就在这一瞬间，全场瞬时鸦雀无声，和法庭上的宣判毫无二致。
名单是由一把手黄局长亲自念的。按照惯例，凡遇重大事情，为了体现领导的重视，一把手都要亲自出马。黄局长满嘴的湖南口音，因为抽烟过多还略微沙哑，但这并不妨碍听众对他所传信息的准确捕捉。自从上级下达了干部精简工作精神之后，除局级领导之外，每个人都把心揪紧了，把耳朵伸长了，深恐屁股下面的金交椅不翼而飞。想想看，本来是国家机关干部，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当官的，坐在威风八面的办公大楼里面，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时不时的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换点灰色收入；下去视察时，前呼后拥，个个神气活现，老百姓谁敢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唯唯诺诺，那种心态，比过去的皇差逊色不了多少。忽然间，要被轰出办公大楼，干部身份没有了，手中的权力没有了，也要变成低眉顺眼的老百姓了，这不啻于是从天堂掉进地狱，谁能接受得了？不接受也得接受，起码一半人要接受，这是此次精简的硬指标，除局领导班子成员之外，一半人要离开公务员队伍。学习文件，开会讨论，人人表态，什么大政方针，顺应民意，服从安排，这些盛产在嘴皮子上的时代产物，一时塞满了大小会议室和各种文件。人人故作轻松，满不在乎，但就是无心工作，心思都用在了怎么保住自己的位子上。于是，白天当正人君子，晚上找局领导送礼，已成为机关一时的流行时尚。好在黄局长是个聪明人，为了给自己和班子成员减少麻烦，他下了一道命令，宣布谁送礼就曝光谁，谁被曝光谁就失去留任资格，送礼之风这才戛然而止。
我没有给谁送礼，心态比天安门广场还坦然，我有十二分把握，此次精简与我无关。为什么呢？因为当官要讲学历和资历。论学历，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而且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金料毕业生，拿的是文学学士的学位；论资历，我毕业后就分到了政府机关，以三十岁的高龄从办事员开始做起，二十年间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而且在处长的位子上已经干了九年。对我惟一不利的因素是年龄，已经五十岁了，在全局处长中年龄是最大的。但年龄大不要紧，可以往上升嘛，升到局级干部，年龄就不算大了。
凭着我的资历和能力，当个局级领导干部不成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想当局长对我来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的能力在全局有口皆碑，如果有哪个副局长退休或暴病身亡，由我去接替他的位子，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所以，我不着急，不送礼，一如既往地踏实工作。就连我在k部当司长的老婆，都屈尊给我出主意，教给我如何走门路，并且拿出五千块钱，让我为自己的前途做必要的投资。我觉得处长的位子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关心的是再往上迈一个台阶的问题。我担任的是综合处处长，这个位子离副局长的位子是最近的，按照以往的惯例，除组织外派来的，副局长都是从综合处处长的位子上提起来的。但现在向局长提出我往上迈台阶的问题肯定不是时候，有一半人要下去，我突然上去了，这不是找骂吗？俗话说得好，沉住气不少打粮食。等全局干部精简工作一结束，我的升迁问题肯定会提到议事日程。
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参加会议的。当黄局长的湖南话开始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我的心情丝毫不紧张，周围的人都把身子挺直了，有的还掏出手绢不停地擦脑门子上的虚汗。我靠在椅背儿上，像稳坐钓鱼台上的姜太公。在我的预料中，黄局长应该第一个念我的名字，但他没按我的意图来，沙哑的声音已经响了十分钟了，随时有可能打住，可我的名字还没出现，这使我颇觉奇怪。我把身子也坐直了，而且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但这个小小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黄局长的话结束了，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大厅里像死一般寂静。突然间，死的念头犹如一只魔爪攫住了我的灵魂。我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堂堂的七七级北大毕业生，一个有口皆碑的处长，怎么可能就这样被精简了呢？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在惟有用死亡来嘲笑这个笑话，且让我的身体划出的弧线制造出更大的笑话。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办公室的，也不晓得自己的脸色是什么样子。当我一路走来时，虽然遇见不少人，却没有一个和我主动打招呼的。我重重地坐在熟悉的办公桌前，用手捂着脸，听着房间里的人互相告别，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我被遗忘了，由高高在上的处座，变成了被人视而不见的废物。实际上，就在下午开会之前，我的手下对我还是巴结、谄媚、诚惶诚恐的，惟恐哪点得罪我，被我反映上去，成了精简对象。我不会告谁的黑状，我希望全处每一个人都能留下来，毕竟大家共事多年，即使没有多少感情，也有同舟共济的默契。事实证明，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全处十个人，只有我这个处长被下岗分流了。每个人在告别时都多了一份欣慰，说不定还要到外面找地方庆祝一番。还是我的副手，已被宣布留用的毕勋毕副处长，在离开房间时对我表示了关切之情：“老宋，别想那么多了，快回家吧。”
我的眼泪顺着指缝流了下来。“老宋”说得多自然，就在几小时前，这个对我言听计从的毕副处长还是一口一个宋处长呢，他在任何场合对我都是毕恭毕敬的，从来就没有开口叫过我老宋。现在改口了，改得那么潇洒神气，没有任何过渡，完全是一副上级领导的口吻。我在机关干了二十年，知道一个人的称谓变化意味着什么。姓后面带长的，肯定还在台上，长前面如果有副字，也不能叫出来，谁要是叫出来，肯定是找不自在，特别是下级和外面来办事的人，要是犯了这个忌，下级就会被穿小鞋，外面来办事的就会碰钉子；如果把长去掉了，在姓后面加上老字，就说明此人是有来头的，原来干过什么要职；在姓前面加上老字，那就不用担心了，原先顶多是个处长，现在也没多大戏，尽管叫就是了。我的遭遇就是这样，一个下午，我就由宋处变成了老宋。虽然我老婆一直用老宋来称呼我，但当我听到原先的副手如此称呼，还是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没有搭理他。不一会儿，我听到房门响了一下，房间里除我以外已空无一人。我抬起头，悲哀地望着已被夜色吞没的办公室，想到自己已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种灵魂出壳的感觉再次攫住了我。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有价值，能够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在奔腾咆哮的时代激流里面，我是一个踏浪飞舟式的人物，别的不说，就说每年的全局工作总结吧，八年来都是出自我的手，局长虽然换了三个，但个个都对我撰写的工作总结竖大拇指。要知道，有一个妙笔生花的工作总结，等于是给局长的乌纱帽上了保险。我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呢？
人的生命没了价值，要它还有何用？夜色中传来隆隆的雷声，我离开了办公室，顺着楼梯向楼顶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