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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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在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一回，可又接到了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一封来信，中附有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开状的原稿。编者还再三恳请，一定要我对新居格氏也写一篇同样的答书。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象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
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复，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现在，先将新居氏的公开状，翻译在下面。
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见，大约总有十几年了吧。还记得当时由你的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憩了许多时。
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这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将于最近上安徽大学去教书。
我再问你去“讲的是什么呢？”你说“将去讲源氏物语，大约将从桐壶的一卷讲起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读过源氏物语的我，对你的这一句话，实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话头就转到了中国的可与源氏物语匹敌的红楼梦，我说起了红楼梦的英译本，而你却说，那一个英文的译名“dreamsofred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我还记得你当时所说明的理由。
数年前，当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听说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见了你的令兄郁华氏，他说：“舍弟在两三日前，曾由杭州来过上海，刚于昨天回去。他若晓得你这次的来沪，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见为怅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东京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笔会开常会，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来作笔会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之阔之情。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
你不知现在在那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就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
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直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
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责，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顷，我也在谨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
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伤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这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状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
原载1940年6月1日、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在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一回，可又接到了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一封来信，中附有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开状的原稿。编者还再三恳请，一定要我对新居格氏也写一篇同样的答书。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象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
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复，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现在，先将新居氏的公开状，翻译在下面。
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见，大约总有十几年了吧。还记得当时由你的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憩了许多时。
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这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将于最近上安徽大学去教书。
我再问你去“讲的是什么呢？”你说“将去讲源氏物语，大约将从桐壶的一卷讲起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读过源氏物语的我，对你的这一句话，实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话头就转到了中国的可与源氏物语匹敌的红楼梦，我说起了红楼梦的英译本，而你却说，那一个英文的译名“dreamsofredchamber”实在有点不大适当，我还记得你当时所说明的理由。
数年前，当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听说你已移住到了杭州。曾遇见了你的令兄郁华氏，他说：“舍弟在两三日前，曾由杭州来过上海，刚于昨天回去。他若晓得你这次的来沪，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见为怅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东京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笔会开常会，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来作笔会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之阔之情。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
你不知现在在那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就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
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直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
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责，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顷，我也在谨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
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伤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这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状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复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
原载1940年6月1日、3日新加坡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