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金钟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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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十六万人口，有近五万人一年缺十个月口粮，对于我们像传说一样遥远的饥饿，对那里的人们却如影相随。然而，在那个买不到书报，寄一封信得跑三十里地的穷山沟里，却有一群内心生活极其丰富的人，成立了一个叫“金钟”的文学社，自费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文学社领头的，是个只有一张初中文凭、因患佝楼病走路拄拐、身高只达正常人胸口的残疾人；负责到社员家收稿件的人，每次“先要把家里的活干出来，再给他妈挑满水缸，天不亮就出门，一天要走十四、五个钟头。他有风湿性关节炎，走得腿太疼了，就坐在地上给自己扎针。”他串七、八个村子，走一百多里山路，收齐稿子，由另两个社员花两三个晚上，在油灯下刻蜡板、油印、装订，然后，社员们轮流骑四、五个钟头自行车跑到县上，去县委、文化局、宣传部等处无代价“发行”金钟杂志。完成上述系列工作，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他们还义务办夜校，教孩子们读书；办医疗室，为乡亲们治病
要问大山里的汉子们为何活得那么有来道趣儿、“穷乐心儿”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人不管多穷多富，都不能丧失精神追求，不自弃，不沉沦，不颓废，不虚假；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
读完题为金钟响在大山里的长篇通讯后(载1996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我心里怀着“感动”走出家门，乘车去单位上班，公共汽车驶入某个小镇，被挤满街道的大车小辆堵住，在足有半个小时的等待中，我留心观察了一下，不少车内装有一包包海鲜、一箱箱水果，还有不知盛着什么劳什子的筐筐篓篓，当然有不少车辆将货物装在车屁股里，旁人难见庐山真面目。明显得很，在当代中国连一个孩子都会知道：过年了，该送礼了，尤其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除了亲朋好友，人们还要对自己曾经有求或将要有求的权势者隆重地“表示”一番。这番国人司空见惯、惯见不惊乃至习非成是的情景，使我蓦然想起大山之中那衣衫褴褛的一群，我盼望能马上见到他们，请求他们带着他们编写的刊物，那本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金钟，随着送礼的大车小辆走入一座座乡镇和城市，去“扶贫”有多少西服革履的款爷款奶，脑满肠肥的大人先生，需要他们去“扶贫”！
进了腊月，有个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从外地打来电话，跟我抱怨他为送礼大伤脑筋：既要把礼品送到对方的手里，又要避开闲杂人等免使对方尴尬；好容易与对方单线联系上了，人家又故作姿态拒不接受，只好搅尽脑汁寻找让对方坦然笑纳的理由，否则回单位交不了差。另有一位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还是他们那方地儿的某“吏部”官员来得痛快，礼品车开到他家，他见车上有两份，得知另一份将要送给别人后，一挥手说：“大老远的往他那跑干啥？都给我撂下得了！”你看，这位“吏部”官员与以他为代表的那拨人，满心满肠充斥着贪婪的物欲，哪还有一丝儿缝隙容留“爱、感动和梦想”？哪还有念头去追求金钟文学社成员们所倡导的那种“精神”？他们的精神世界一无所有，刻骨贫穷，是不是需要大山里的那些精神贵族们为他们“扶贫”？
近年来，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以为只有物质上的贫困者才需要帮助，其实，一个物化的灵魂、一具心灵空虚的躯壳才真正值得同情与怜悯。在鲁迅先生笔下，被关进囚牢的革命志士夏瑜说牢头红眼阿义“可怜”人们认为他是“疯了”而夏瑜作为一个真正的清醒者，他说阿义可怜，指的正是阿义精神的麻木与愚昧，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正是为了对“沉沦”、“自弃”、愚昧、麻木的国民进行最彻底的精神扶贫，尽管那时国民的物质生活非常贫穷。精神扶贫极为重要，一个人物质贫困到极点，不过是填沟壑、进坟墓，与草木同朽，对他人与社会无害；而一个腐朽的灵魂则会向周围散发霉气，误国害民，为社会和下一代的心灵造成污染。这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呢？只要举国上下同心，物质的匮乏状况短短几年便可改变；然而，如果官风腐朽民风奢靡人皆爱钱蛀虫恣肆，纵然是金山巍巍银海浩浩，也终有山倒海枯、“食尽鸟投林，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一天。我亲爱的同胞们若翻一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便可知我并非在危言耸听。
大山里那些难得温饱的人们，因为有了健康、高尚的精神追求，他们感到“生活多么美好，人生多么有趣(金钟文学社社员张盘山语)”而那些精神赤贫的人，即使日日欢宴夜夜笙歌，却仍然贪心不足，为不能有更多的金钱、更高的权势感到煎心割肠。由下而上的一条龙系列化的送礼大军中，每个人都争取让豪门贵族大大的满意，而尽管他们殷勤备至，送上门的，仍然是一个更大的、无限膨胀的不满足，礼品只不过再次刺激了贪者的欲念，使贪者的精神沦入更深层的赤贫。
这篇短文的结尾处，我要引用住在破房子里、咬着青棵饼子的人写的金钟发刊词：
“人类进步的春雨，洗去古老金钟上的斑斑锈痕，用我们贴紧的心，撞击它，让金钟发出长鸣千里的洪音吧！让金钟为我们平庸的生活鼓乐！”
激情洋溢，震聋发聩，如千钧重锤猛击金钟，铿锵的声音播扬万里。这些叩响金钟的人，你能说他们是一文不名的赤贫者吗？你能说这些“心富”起来的人，没有资格对许多被经济大潮卷走一些什么的人，进行点燃心灵圣火的精神扶贫吗？
1997年7月24日
一个县十六万人口，有近五万人一年缺十个月口粮，对于我们像传说一样遥远的饥饿，对那里的人们却如影相随。然而，在那个买不到书报，寄一封信得跑三十里地的穷山沟里，却有一群内心生活极其丰富的人，成立了一个叫“金钟”的文学社，自费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文学社领头的，是个只有一张初中文凭、因患佝楼病走路拄拐、身高只达正常人胸口的残疾人；负责到社员家收稿件的人，每次“先要把家里的活干出来，再给他妈挑满水缸，天不亮就出门，一天要走十四、五个钟头。他有风湿性关节炎，走得腿太疼了，就坐在地上给自己扎针。”他串七、八个村子，走一百多里山路，收齐稿子，由另两个社员花两三个晚上，在油灯下刻蜡板、油印、装订，然后，社员们轮流骑四、五个钟头自行车跑到县上，去县委、文化局、宣传部等处无代价“发行”金钟杂志。完成上述系列工作，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他们还义务办夜校，教孩子们读书；办医疗室，为乡亲们治病
要问大山里的汉子们为何活得那么有来道趣儿、“穷乐心儿”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人不管多穷多富，都不能丧失精神追求，不自弃，不沉沦，不颓废，不虚假；活着，就要让心拥有爱、感动和梦想”
读完题为金钟响在大山里的长篇通讯后(载1996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我心里怀着“感动”走出家门，乘车去单位上班，公共汽车驶入某个小镇，被挤满街道的大车小辆堵住，在足有半个小时的等待中，我留心观察了一下，不少车内装有一包包海鲜、一箱箱水果，还有不知盛着什么劳什子的筐筐篓篓，当然有不少车辆将货物装在车屁股里，旁人难见庐山真面目。明显得很，在当代中国连一个孩子都会知道：过年了，该送礼了，尤其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除了亲朋好友，人们还要对自己曾经有求或将要有求的权势者隆重地“表示”一番。这番国人司空见惯、惯见不惊乃至习非成是的情景，使我蓦然想起大山之中那衣衫褴褛的一群，我盼望能马上见到他们，请求他们带着他们编写的刊物，那本本散发着油墨芳香的金钟，随着送礼的大车小辆走入一座座乡镇和城市，去“扶贫”有多少西服革履的款爷款奶，脑满肠肥的大人先生，需要他们去“扶贫”！
进了腊月，有个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从外地打来电话，跟我抱怨他为送礼大伤脑筋：既要把礼品送到对方的手里，又要避开闲杂人等免使对方尴尬；好容易与对方单线联系上了，人家又故作姿态拒不接受，只好搅尽脑汁寻找让对方坦然笑纳的理由，否则回单位交不了差。另有一位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还是他们那方地儿的某“吏部”官员来得痛快，礼品车开到他家，他见车上有两份，得知另一份将要送给别人后，一挥手说：“大老远的往他那跑干啥？都给我撂下得了！”你看，这位“吏部”官员与以他为代表的那拨人，满心满肠充斥着贪婪的物欲，哪还有一丝儿缝隙容留“爱、感动和梦想”？哪还有念头去追求金钟文学社成员们所倡导的那种“精神”？他们的精神世界一无所有，刻骨贫穷，是不是需要大山里的那些精神贵族们为他们“扶贫”？
近年来，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以为只有物质上的贫困者才需要帮助，其实，一个物化的灵魂、一具心灵空虚的躯壳才真正值得同情与怜悯。在鲁迅先生笔下，被关进囚牢的革命志士夏瑜说牢头红眼阿义“可怜”人们认为他是“疯了”而夏瑜作为一个真正的清醒者，他说阿义可怜，指的正是阿义精神的麻木与愚昧，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正是为了对“沉沦”、“自弃”、愚昧、麻木的国民进行最彻底的精神扶贫，尽管那时国民的物质生活非常贫穷。精神扶贫极为重要，一个人物质贫困到极点，不过是填沟壑、进坟墓，与草木同朽，对他人与社会无害；而一个腐朽的灵魂则会向周围散发霉气，误国害民，为社会和下一代的心灵造成污染。这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呢？只要举国上下同心，物质的匮乏状况短短几年便可改变；然而，如果官风腐朽民风奢靡人皆爱钱蛀虫恣肆，纵然是金山巍巍银海浩浩，也终有山倒海枯、“食尽鸟投林，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一天。我亲爱的同胞们若翻一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便可知我并非在危言耸听。
大山里那些难得温饱的人们，因为有了健康、高尚的精神追求，他们感到“生活多么美好，人生多么有趣(金钟文学社社员张盘山语)”而那些精神赤贫的人，即使日日欢宴夜夜笙歌，却仍然贪心不足，为不能有更多的金钱、更高的权势感到煎心割肠。由下而上的一条龙系列化的送礼大军中，每个人都争取让豪门贵族大大的满意，而尽管他们殷勤备至，送上门的，仍然是一个更大的、无限膨胀的不满足，礼品只不过再次刺激了贪者的欲念，使贪者的精神沦入更深层的赤贫。
这篇短文的结尾处，我要引用住在破房子里、咬着青棵饼子的人写的金钟发刊词：
“人类进步的春雨，洗去古老金钟上的斑斑锈痕，用我们贴紧的心，撞击它，让金钟发出长鸣千里的洪音吧！让金钟为我们平庸的生活鼓乐！”
激情洋溢，震聋发聩，如千钧重锤猛击金钟，铿锵的声音播扬万里。这些叩响金钟的人，你能说他们是一文不名的赤贫者吗？你能说这些“心富”起来的人，没有资格对许多被经济大潮卷走一些什么的人，进行点燃心灵圣火的精神扶贫吗？
1997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