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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_分卷阅读_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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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
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目的地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
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何况童年是值得追忆的。没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家在何处，小时候长什么样，有过怎样的天真和顽皮。正因为此，“易中天中华史”的第一部便是“中华根”，第一卷则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就找到了根本。
但这很难。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下的文物也不说话。它们集体地保持沉默，共同看守着那亘古的秘密，要到世界末日才会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帮上忙的，也许只有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就是民族的童年记忆。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甚至错乱，何况还会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剂。于是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便既有神话和童话，又有鬼话、胡话和谎话，而且结结实实地冻成了冰块。
我们的舰队，刚刚出发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北冰洋
冰块是两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就结成的，因此，不但“骗了无涯过客”，也瞒过了千万双睿智的眼睛。比如女娲和伏羲都“人首蛇身”，甚至是夫妻或兄妹；炎帝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姜水和姬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学界普遍认同，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是谎言。
还有尧舜，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事实上，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把史前变成创业板，把先民变成股民。
这就要重新审视，但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就一定不靠谱。相反，所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纪录，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只不过，云遮雾障，真伪难辨，语焉不详。
必须破译这些“达芬奇密码”。
实际上，传说中的神或人，就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是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我们就能打开迷宫，依稀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的，依稀。
问题是如何鉴别真伪，完成我们的破冰之旅。拿着一张标错方向、航道和岛屿名称的海图，是找不着北的。
也许，需要导航仪。
导航仪
导航仪有三个：直觉、逻辑、证据。
直觉是必需的，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或有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能力来自天赋，也来自经验。比如我的经验就证明，越是众人诺诺，越是问题多多。史家认识一致的地方，往往是误区密集之处。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未必是本来面目。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怀疑即无学问。
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有此精神，就不会死读书，也就会有直觉。因此，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鲧，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禹。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原始时代，人们都只认识母亲，不知父亲是谁。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毕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娲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样是蛇？鱼崇拜的鲧，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因为逻辑是公器，不会屈从强权，迁就庸众，迎合学界，讨好媒体。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因此，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没人能够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必须感谢文字学家，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诂林》时，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发到我邮箱，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我也有了新的发现，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而蚩尤则其实是“蛇灾”。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
事实上，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
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目的地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我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的今天，对于明天就是历史，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续。
了解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
这就必须知道来龙去脉。只有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追根寻源，是为了建立文化系统，实现身份认同，找到人生坐标。这是我们的目的地。
何况童年是值得追忆的。没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家在何处，小时候长什么样，有过怎样的天真和顽皮。正因为此，“易中天中华史”的第一部便是“中华根”，第一卷则是《祖先》。
找到了祖先，就找到了根本。
但这很难。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下的文物也不说话。它们集体地保持沉默，共同看守着那亘古的秘密，要到世界末日才会重新咆哮和歌唱。
能帮上忙的，也许只有神话和传说。
神话和传说，就是民族的童年记忆。童年的记忆难免模糊，甚至错乱，何况还会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剂。于是一片光怪陆离之中，便既有神话和童话，又有鬼话、胡话和谎话，而且结结实实地冻成了冰块。
我们的舰队，刚刚出发就一脚踏进了北冰洋。
北冰洋
冰块是两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就结成的，因此，不但“骗了无涯过客”，也瞒过了千万双睿智的眼睛。比如女娲和伏羲都“人首蛇身”，甚至是夫妻或兄妹；炎帝姓姜，黄帝姓姬，是因为住在姜水和姬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基本上被学界普遍认同，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是谎言。
还有尧舜，也很可疑。
可疑并不奇怪。事实上，任何由文字构建的历史，都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在书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一定是统治阶级的。为了获得和保有控股权，他们用官方意识形态将神话传说包装上市，把史前变成创业板，把先民变成股民。
这就要重新审视，但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只言片语，就一定不靠谱。相反，所有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纪录，也无不隐含着某种文化的秘密和梦想。要知道，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神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只不过，云遮雾障，真伪难辨，语焉不详。
必须破译这些“达芬奇密码”。
实际上，传说中的神或人，就是一些文化的符号和代码，是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只要抹去神秘的油彩，我们就能打开迷宫，依稀看见一些真实的东西。
是的，依稀。
问题是如何鉴别真伪，完成我们的破冰之旅。拿着一张标错方向、航道和岛屿名称的海图，是找不着北的。
也许，需要导航仪。
导航仪
导航仪有三个：直觉、逻辑、证据。
直觉是必需的，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或有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能力来自天赋，也来自经验。比如我的经验就证明，越是众人诺诺，越是问题多多。史家认识一致的地方，往往是误区密集之处。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未必是本来面目。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怀疑即无学问。
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有此精神，就不会死读书，也就会有直觉。因此，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鲧，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禹。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原始时代，人们都只认识母亲，不知父亲是谁。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毕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娲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样是蛇？鱼崇拜的鲧，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因为逻辑是公器，不会屈从强权，迁就庸众，迎合学界，讨好媒体。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因此，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没人能够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必须感谢文字学家，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诂林》时，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发到我邮箱，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我也有了新的发现，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而蚩尤则其实是“蛇灾”。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