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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_分卷阅读_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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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其实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12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
这就是战国──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14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15同样，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原因之一。16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17简直就是核武器。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18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如果食客表示怀疑，孟尝君还得端着盘子去验明正身。19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田子方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20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
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其实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12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
这就是战国──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14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15同样，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原因之一。16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17简直就是核武器。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18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如果食客表示怀疑，孟尝君还得端着盘子去验明正身。19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田子方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20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