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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1654_分卷阅读_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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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鞑虏一看,好啊,当时就把主力带回北方,那一阵子山西声势大,不平定不行。

    所以只在台州府地界留下了一个正牌镶蓝旗牛录,剩下的都是各战场上收编的战兵了。

    一个牛录额真就管了这一片区域,治安还不错,扬州、嘉定的屠杀效果还是有的。

    以那个牛录额真的战略眼光看,他也知道这个松门卫城很重要。

    他就派出了十几个人,又随便认命了一个指挥使在那里看护。

    后来就派来了文官来。

    再后来,福建发生了重大的事变,鞑虏强盗集团的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可能想到,一条咸鱼还能翻了身!

    也许一条咸鱼有了梦想,虽然它在别人的眼里还是咸鱼,但是却不同于一般了。

    那个现在仍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也是纳闷,这个族弟何曾有过这样的雄才大略,整个福建都拿下了,还兵逼江西和浙南!

    这个时候满清主力好容易从北方战场脱出身来,接着又镇压了以“大国贼”多尔衮为首的反那啥组织,这样才基本把军队的内部整肃干净,统一了思想,提高了作战力。

    这时候,他们把眼睛重新投向了南方。

    四川地区依然纷乱,但大局已定。

    1649年开始,他们制订的“民与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的政策开始出现效果了,四川的抵抗越来越弱,已经出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场面了,当然,这个责任以后可以由他们的后人推到张献忠的身上。

    广州城依然胶着,而且竟然让伪国姓郑成功给成功的增援了!

    但是平南王尚可喜却密奏说是找到了办法,指日可破,大可放心。

    人人皆知,这个平南王尚可喜是对朝廷忠诚不二的人物,智谋百出,或可放心。

    西南之地则有些乱。

    1652春3月,鞑虏大举进攻贵州、川南。

    李定国率部突进广西,七月,定南王孔有德与李定国战于榕江,李定国用战象突阵,清军狼狈逃窜,尸横遍野,定南王孔有德负伤弃甲,仅以身免,退守桂林。

    几日后,李定国包围桂林,并以云梯攻城,迅速攻破武胜门。

    定南王孔有德仓皇计穷,手刃其家室后自焚而死,据说只跑了一个女儿孔四贞,此女儿后来又演义出不少故事。

    这个桂林失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焚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朝野震动。

    清廷为挽回败局,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前往湖南、贵州征讨大西军。

    1652冬11月,谨亲王尼堪在进军途中,在衡阳遭李定国伏击,又被李定国亲手斩于阵前,据说是一劈两半。

    一年内斩杀两位名王,这成就可以名垂清史了。汉唐集团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却不想去抢下它,因为这是人家货真价实的功劳。

    如果此时再推进一下,湖南可以拿下,因为李定国的名气此时如日中天,再说了,那时地方上的官员早都吓跑了,根本没有组织起反抗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李定国转战千里杀入湖南时,几日便可以占一座大城。

    比如个把月内李定国就连取全州、永州,进攻衡州时,守将和巡抚以至监司以下官员都逃遁一空,早已经是“兵锋未至,千里无人”了。

    那么战局或可以重新回到与鞑虏隔江相拒的局面,若是再加上此时已经有的福建之地的永胜伯郑彩的侧应,鞑虏不好玩了。

    但是,明末的时候,就怪了,一到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有二货跳出来,绝对是卡着点出现的,还总选错的,一次也不选对。

    二货年年有,明末特别多。

    本来李定国还安排了冯双礼、马进忠在侧面掩护,到时候好一拥而上。

    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来了个“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

    便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那时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李定国乐呵呵地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后,正准备乘胜追击,这时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两支兵马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

    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了,等着鞑虏的反攻,战场出现了混乱对峙的局面。

    福建之地不必多说。

    打福建还是打西南之地?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洪承畴出了个主意,先打福建!

    其他势力都是乌合之众,唯有这福建之地,唯郑家所有,若是日久,恐成大患!

    这时的洪承畴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别诸御史为六等,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儿。

    原因很简单,当初他和多尔衮摄政王走得太近了。

    强盗集团里也是分帮派的——

    御史张宣等弹劾洪承畴与尚书陈之遴屡集议火神庙密谋反叛,又未请旨私送其母回闽。

    洪承畴辩白: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请旨,自甘服罪。

    顺治谕:“以庙议事,不必悬揣;为亲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观后效。”

    这话洪承畴就听明白了,你过去的事情不追究了,但是你要好好表现,1652年五月,洪承畴母丧,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

    所以洪承畴就当然积极表现自己了,出了这一个先打福建的建议。

    众人商议了一下,觉得有理,顺治便派出信宣和郡王多尼担任靖远大将军率领三个贝勒、八固山一共二十万精兵,号称五十万朝着福建扑来,暂时在杭州地区整顿。

    永胜伯郑彩知道这个主意是洪承畴出的后,跳脚大骂。

    为何要先打我呢?!我族哥郑芝龙都将你家眷送到北京,你还不思郑家的恩情?!

    永胜伯郑彩气得不行,便命人去泉州南安县找寻一些姓洪的,全都发配到煤矿上去了。

    这样,他心情才好受些,便和两个弟弟积极准备抵抗了,当然用了不少手段。

    第五百二十九章汉唐集团的身份证

    这一天早晨醒来,松江卫城的指挥使宋山坳感觉心里不太对劲儿,他早早地就穿了衣服,想再去那个监狱看看那些商人。

    被褥仍是湿漉漉的,中午还得好好晒一下。

    这个鸟天,这个鸟地方!

    他皱着眉头出了门,外面是一片浓雾。

    他原先是河南嵩山人氏,全家租种山上少林寺寺庙里的佃田生活。

    他出生的时候,他娘正在山坳里采浆果,肚子一痛,生下了他,于是以后便呼他作宋山坳了。

    他的父亲宋佑青有眼光,觉得不能让这个孩子在田地里荒废了,便想尽办法,倾其全家所有送他到一个书生家里求学。

    奈何那个书生是一个屡次科举不中之人,大概是才华也有限吧,或者说那个宋山坳天资平平,学了些字后,所写的文章总是文理不通,那书生想尽办法调教也改不过来,最后不了了之。

    他的父亲宋佑青便又想着让他学一手好拳脚,将来哪怕给大富大贵家当个看家护院的差使,也比这种地强。

    少林寺里还真有武僧,他父亲宋佑青便拉他跪在人家面前,非要学学武术。

    那个武僧看到宋山坳后眼睛一亮,又把他全身摸了一遍,说:“有骨根,留在我这里,做个学艺童子吧。”

    这样宋山坳就留在了山上,每天都跟着做各种动作。

    那个武僧也每天都摸他全身一遍,特别是跨下那话的地方,然后总是说,你骨根真是不错。

    少林寺健身术始于元代禅宗开始首次入住少林寺之时。

    初始时,禅宗初祖达摩根据印度婆罗门瑜伽术而改创出了12势易筋经,但他不久后可能被佛门其他流派下毒致死,福裕禅师便将这12势易筋经带入了少林寺。

    从此,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少林寺的僧人们做着各种身体导引之姿势。

    到了明代中叶时,明英宗被蒙古人掳走,明廷便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武备”。

    彼时,正好有民间喜爱剑术的武术家“某严州公子,因犯事而剃度出家到少林寺”,而他所在少林寺还没有武术这个概念,于是他想要让少林寺也有武术,也能“武备”,并能名扬四海,但自知自己功夫有限,于是“夹巨资出游,访民间高手”。

    在甘肃一带他访到因犯事而逃至西北隐姓埋名的中州人(河南人)“李叟”,“李叟”是元代发源于山东一带大红(洪)拳、太祖棍的传人。

    以前因元廷禁止汉人持带刃的铁器、兵刃,汉人为了反元复宋,保存战斗力,于是托名“宋太祖”,编创空手拳套“宋太祖32势长拳”及不带刃的“太祖盘龙棍”以避开蒙古人怀疑,开了大明套子武术的先河,明代发展成大红拳,一直流传到今天。

    “李叟”也自知水平有限,遂又推荐散尽家产到处学艺,不久大功告成,这时他又遇到了寄住在洛阳一个寺院中的太原人白峰。

    于是白峰、“李叟”、“严州公子”三人同赴少林寺,“李叟”的儿子也随去。

    他们一起研究编创武术,白氏创“五拳”,传剑术、武功等;“李叟”未创新,只传红拳、棍术;“严州公子”则创罗汉拳——

    如此开创了少林寺习武之风,后人又不断地凭借想象力加上了各种花样动作,越来越好看了。

    后来还有其他民间武术家加入少林寺,带去枪术等不同的兵器。

    如棍术大师俞大猷赴少林寺后被请求留下传艺,但俞公军务忙碌,只带走了两个和尚跟着身边学;如通背拳创始人董成万历年间也赴少林寺,被请求传艺;心意形意拳创始人姬龙峰赴少林寺后,也被请求留下传艺。

    然而少林寺武术名声鹊起是从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帮助朝廷镇压各地造反起义,以及参加反击倭寇在大明沿海的侵扰,尤其是后者,因朝廷动用国家机器宣传,使得少林寺武术名声在当时名闻遐迩。

    当时少林寺方丈的态度与那面世界的少林寺的很不一样,常常极诚恳地向民间武术界请求受教。

    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主动靠近官府,帮助官府。官府当然也就大力宣传他们。

    明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

    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

    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

    随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及点校藏经,进行刻版。

    对于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计僧卖牒的免丁钱,但是不久代宗景泰二年(1451)因救济四川、贵州饥荒,采纳朝臣建议,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凡僧道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

    宪宗成化二年(1466),淮扬地方大饥,也用同法以赈济。

    成化八年(1472)淮扬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名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却发给空名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

    这样,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观自然随之而增。据成化二十一年(1485)统计:

    在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观,多至六百三十九所!

    后来继续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而纳费发牒之举,直继续到明末为止。

    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

    如报恩、灵谷、天界,号为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

    南京报恩寺的田地塘荡就有一万余亩!

    少林寺当然也不差土地了,那山下十之七八的土地都是庙产,要不然宋山坳全家也不可能佃到土地租种。

    宋山坳的爹爹宋佑青说:“山坳,少林寺势大,你便要好好投靠他们,求个好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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