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市领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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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始发生在许多年前，一个偏远山区里的小村庄。据记载，此村乃明朝时期一李姓宗族搬迁至此所立，顾名思义，李村。
我小时候曾听长辈说起，还有说是李世民之后的，那会尚且信以为真，真觉得自己平添了几分贵族气息，但长大读了几本通史后，才对此说法顿时嗤之以鼻。
或者也因我并不姓李之故。这仅靠边境的群山之中错落着5条村落，进出交通条件非常恶劣，一直到民国时期才修了一条土公路。
但后来战事爆发又被炸个稀巴烂，修修补补的。所谓路通财通，没有路就没有财，贫困村的称号一挂就挂了好多年。我记得那年我15岁，正上初三。
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性格比一般同龄人要早熟。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南闯北去了，其实就是在临近的城市打着散工，每个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母亲有些文化，学舞蹈出身，早些年在市里的剧团工作，也是长期不在家，偶尔有个巡演，基本是几个月看不到人。我算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
后来一次剧烈的争吵后，父亲回来创业，建了个养猪场开始养猪。母亲则离开了剧团，后应聘成了我校的老师，教语文，那一年是我人生转折的最重要一年，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
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后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他整天呆在家里的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
但不光我们自家人知道，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母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平时有些严肃认真。
但骨底里性子十分烈，为此她和父亲大吵过几次。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后亲朋好友上前劝阻。
相对于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社会的父亲，母亲多读了几年书，平时以知识份子自诩，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爷爷奶奶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更别说我那性格散漫的父亲。
所以有此一劫并不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实在是因果循环。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
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至于怎么判，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
“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这个政策下的直接影响者。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6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1。5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2。5万，还缺2万。
别看交了近十万就剩下这零头，所谓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之前那些自己变卖的借的，基本是从爷爷辈累积下来的财产，如今全填进去了，剩下这点对于母亲当时几百块的月工资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况且这也只是买了一颗花生米，赎了父亲的性命，号子要蹲多久还是未知数。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有干坐的，有骂咧咧的。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
爷爷年轻时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母亲为了这件事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严和平就是我父亲，母亲姓张名凤兰。
而我的名字叫严林，有个妹妹，严舒雅。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面对如此大的变故，我连哭鼻子都没哭过一次。
实在是我很清楚，在这种事里，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自个儿安分点就算帮大忙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
而且，我和父亲的感情一直不太好。自我懂事以来，他整天往外跑，对外说是要闯一番事业，但我心里清楚，基本是一事无成，稍微有点闲钱，也被花在“呼朋唤友”上面去了。
实则上，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丈夫的角色，他都是很失败的，也不知道母亲这么好条件当初怎么瞎了眼就嫁给他。平日里，他对我也就是“惯例”问几句。
无非是什么学习怎么样之类的问完了也不在乎我怎么答的话，还有习惯性的教育要乖一点啦要用心学习啦要多帮妈妈的忙啦，仿佛我才是那一家之主，但他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没心没肺的人父亲对舒雅相当的好。是那种发自内心欢喜的好。
所以相对我的无动于衷，妹妹是时常哭得稀里哗啦。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是妈妈在校内的好友陈熙凤老师的丈夫，教地理兼带体育。陈老师是北方大城市里的人，来这边是支教，听说是她主动申请过来的，是个极其有爱心的人。
她丈夫许为民老师放心不过，辞了单位的工作也跑这边来了，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5点半就得赶到学校训练。母亲4点多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
有天我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才发现忘了带护膝，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这很奇怪，一般清早起来开门后，除非人全部出去了，门在睡觉前是不会闩上的。
我当其时也没有多想，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但过了好一会儿功夫，等的我都有些不耐烦了，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
这时，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腆着大肚腩，小眼大嘴其貌不扬，却是我母亲的妹妹的丈夫，也就是我姨父陆永平。
我当时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说起这个姨父，他人长得不咋地，但在我们这几座山里面，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是我们村支书，家业很大，我们后山山坳整个让他包下来种药材，在县城里有两家旅馆（也是县城里唯一的两家），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各种生意有七八个门面。小车他是最早开上的，房子是村里最高的。
也就是这些，才让他癞蛤蟆真吃了天鹅肉，凭这副尊容还娶了我那明星般脸蛋身材的小姨。我听亲戚说，姨夫不但生意做得大，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人脉很广，省里市里都能找得到人疏通。
在县城里也是横着走的家伙，在这偏远的几个村子里那自然不用说了，这时他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出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姨父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
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听说当初一直反对妹妹嫁给他，现在也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这当口能来我家真是难得，不过，现在这节骨眼，能帮到我家得也只有这个亲戚了。听奶奶讲，父亲出事后，借的钱里，姨父占了大头。
又过了几天是五一劳动节，为期5天的县运动会在我们中学举行，附近九山十八村的中学生都往我们这聚集，介绍卖吃食的，玩具的，各种各样，好不热闹。我主练中长跑，教练给我报了800m和1500m。
学校操场上人山人海，市领导也过来了，还有教委主任、校长、教练组代表、赞助商等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讲起话来没完没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群体活动，也是我有生以来见识过的最漫长的开幕式。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在草坪上都蔫掉了。比赛开始时，我还恍恍惚惚的。
故事的开始发生在许多年前，一个偏远山区里的小村庄。据记载，此村乃明朝时期一李姓宗族搬迁至此所立，顾名思义，李村。
我小时候曾听长辈说起，还有说是李世民之后的，那会尚且信以为真，真觉得自己平添了几分贵族气息，但长大读了几本通史后，才对此说法顿时嗤之以鼻。
或者也因我并不姓李之故。这仅靠边境的群山之中错落着5条村落，进出交通条件非常恶劣，一直到民国时期才修了一条土公路。
但后来战事爆发又被炸个稀巴烂，修修补补的。所谓路通财通，没有路就没有财，贫困村的称号一挂就挂了好多年。我记得那年我15岁，正上初三。
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性格比一般同龄人要早熟。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南闯北去了，其实就是在临近的城市打着散工，每个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母亲有些文化，学舞蹈出身，早些年在市里的剧团工作，也是长期不在家，偶尔有个巡演，基本是几个月看不到人。我算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
后来一次剧烈的争吵后，父亲回来创业，建了个养猪场开始养猪。母亲则离开了剧团，后应聘成了我校的老师，教语文，那一年是我人生转折的最重要一年，就在这年春天，家里出事了。
父亲先因聚众赌博被行政拘留，后又以非法集资罪被批捕。当时我已经几天没见到父亲了，他整天呆在家里的猪场，说是照看猪崽，难得回家几次。
但不光我们自家人知道，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猪场是个赌博据点，邻近乡村有几个闲钱的人经常聚在那儿耍耍。母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平时有些严肃认真。
但骨底里性子十分烈，为此她和父亲大吵过几次。每次家门口都围了个里三圈外三圈，然后亲朋好友上前劝阻。
相对于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社会的父亲，母亲多读了几年书，平时以知识份子自诩，脸皮薄，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爷爷奶奶一出场，当众下跪，她也只好作罢，这样三番五次下来，连我都习以为常了，更别说我那性格散漫的父亲。
所以有此一劫并不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实在是因果循环。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
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至于怎么判，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
“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这个政策下的直接影响者。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6万缺口。
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1。5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2。5万，还缺2万。
别看交了近十万就剩下这零头，所谓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之前那些自己变卖的借的，基本是从爷爷辈累积下来的财产，如今全填进去了，剩下这点对于母亲当时几百块的月工资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况且这也只是买了一颗花生米，赎了父亲的性命，号子要蹲多久还是未知数。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有干坐的，有骂咧咧的。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
爷爷年轻时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母亲为了这件事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严和平就是我父亲，母亲姓张名凤兰。
而我的名字叫严林，有个妹妹，严舒雅。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面对如此大的变故，我连哭鼻子都没哭过一次。
实在是我很清楚，在这种事里，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自个儿安分点就算帮大忙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
而且，我和父亲的感情一直不太好。自我懂事以来，他整天往外跑，对外说是要闯一番事业，但我心里清楚，基本是一事无成，稍微有点闲钱，也被花在“呼朋唤友”上面去了。
实则上，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丈夫的角色，他都是很失败的，也不知道母亲这么好条件当初怎么瞎了眼就嫁给他。平日里，他对我也就是“惯例”问几句。
无非是什么学习怎么样之类的问完了也不在乎我怎么答的话，还有习惯性的教育要乖一点啦要用心学习啦要多帮妈妈的忙啦，仿佛我才是那一家之主，但他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没心没肺的人父亲对舒雅相当的好。是那种发自内心欢喜的好。
所以相对我的无动于衷，妹妹是时常哭得稀里哗啦。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是妈妈在校内的好友陈熙凤老师的丈夫，教地理兼带体育。陈老师是北方大城市里的人，来这边是支教，听说是她主动申请过来的，是个极其有爱心的人。
她丈夫许为民老师放心不过，辞了单位的工作也跑这边来了，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5点半就得赶到学校训练。母亲4点多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
有天我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才发现忘了带护膝，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这很奇怪，一般清早起来开门后，除非人全部出去了，门在睡觉前是不会闩上的。
我当其时也没有多想，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但过了好一会儿功夫，等的我都有些不耐烦了，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
这时，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腆着大肚腩，小眼大嘴其貌不扬，却是我母亲的妹妹的丈夫，也就是我姨父陆永平。
我当时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说起这个姨父，他人长得不咋地，但在我们这几座山里面，却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是我们村支书，家业很大，我们后山山坳整个让他包下来种药材，在县城里有两家旅馆（也是县城里唯一的两家），还有其他杂七杂八各种生意有七八个门面。小车他是最早开上的，房子是村里最高的。
也就是这些，才让他癞蛤蟆真吃了天鹅肉，凭这副尊容还娶了我那明星般脸蛋身材的小姨。我听亲戚说，姨夫不但生意做得大，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人脉很广，省里市里都能找得到人疏通。
在县城里也是横着走的家伙，在这偏远的几个村子里那自然不用说了，这时他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出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姨父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
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听说当初一直反对妹妹嫁给他，现在也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这当口能来我家真是难得，不过，现在这节骨眼，能帮到我家得也只有这个亲戚了。听奶奶讲，父亲出事后，借的钱里，姨父占了大头。
又过了几天是五一劳动节，为期5天的县运动会在我们中学举行，附近九山十八村的中学生都往我们这聚集，介绍卖吃食的，玩具的，各种各样，好不热闹。我主练中长跑，教练给我报了800m和1500m。
学校操场上人山人海，市领导也过来了，还有教委主任、校长、教练组代表、赞助商等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讲起话来没完没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群体活动，也是我有生以来见识过的最漫长的开幕式。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在草坪上都蔫掉了。比赛开始时，我还恍恍惚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