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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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见大家谈论自己也总是很有意思的。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的时候，我可以说，大家对我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行还要多。不过，这些辩护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的罪行，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尴尬。尽管我心里不安，但有时我很想参加进去说几句，但这时我的律师就对我说：“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时地真想打断他们，对他们说：“可说来说去，究竟谁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呀。”但是三思之后，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再说，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别人所感到的兴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例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使我厌烦了。只有那些和全局无关的片言只语，几个手势，或连珠炮般说出来的大段议论，还使我感到惊奇，或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思想实质是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先生们，我将提出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然后是这个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启示。”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他提出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岁数，第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同玛丽一起回去。那个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他的话的，因为他说什么“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情妇原来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到了莱蒙的事情。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倒不乏其清晰正确。他说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我和莱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这个“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我在海滩上向莱蒙的仇人进行挑衅。莱蒙受了伤。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一个人回去。我预谋打死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会儿。“为了保证事情干得彻底”我又沉着地、稳妥地、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开了四枪。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我把这一系列事情的线索给你们勾画出来，说明这个人如何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的，你们可能认为可以用当时的情况加以减轻的行动。这个人，先生们，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都听过他说话，不是吗？他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他熟悉用词的分量。人们不能说他行动时不知道自己于的是什么。”
我听着，我听见他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平常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的身上，怎么就能变成沉重的罪名。至少，这使我感到惊讶，我不再听检察官说话了，直到我又听见他说：“难道他曾表示过悔恨么？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的过程中，这个人从来没有一次对他这个卑劣的罪行表示过激动。”这时，他朝我转过身来，用指头指着我，继续对我横加责难，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对我的行动我并不怎么悔恨。但是他这样激烈却使我吃惊。我真想亲切地、甚至友爱地试着向他解释清楚，我从来不会对某件事真正感到悔恨。我总是为将要发生的事，为今天或明天操心。但是，当然(口罗)，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中，我是不能以这种口吻向任何人说话的。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示亲热，也没有权利有善良的愿望。我试图再听听，因为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仔细探索过我的灵魂，结果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对于人性，对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我都是一窍不通。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也不能怪他没有。但是说到法院，宽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正在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的时候。”这时，他又说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他重复了他在辩论中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到我的杀人罪时多得多，多到最后我只感到早晨的炎热了。最后，他停下了，沉默了一会儿，又用低沉的、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先生们，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一宗滔天罪行：杀死亲生父亲。”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使人无法想象。他斗胆希望人类的正义要坚决予以惩罚而不能手软。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使他感到的憎恶来，几乎是相形见绌的。他认为，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杀死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作准备，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他提高了声音说：“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你们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发亮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决地完成它。他说我与一个我连最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我不能对人类的心有什么指望，因为我对其基本的反应根本不知道。他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而在我这样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操之已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时请求处人以极刑的话，我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这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我在这张除残忍之外一无所见的人的脸上感到了憎恶。”
检察官坐下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寂静。我呢，我已经由于炎热和惊讶而昏头昏脑了。庭长咳嗽了几声，用很低的声音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站了起来。由于我很想说话，我就有点儿没头没脑地说我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庭长说这是肯定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摸不清我的辩护方式，他说他很高兴在我的律师发言之前先让我说清楚我的行为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我意识到了我很可笑，我说是因为太阳。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马上，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说时间不早了，他需要好几个钟头，他要改在下午。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依旧搅动着大厅里沉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说不完了。有一阵，我注意听了听，因为他说：“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他继续使用这种口吻，每次谈到我时他也总是以“我”相称。我很奇怪。我朝一个法警弯下身子，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住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是这样。”我呢，我想这还是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和这个法庭距离很远了。再说，我也觉得我的律师很可笑。他很快以挑衅为理由进行辩护，然后也谈起我的灵魂。不过，我觉得他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他说：“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灵魂，但是与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说，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个正经人，一个正派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来，若论儿子，我是典范，我在力之所及范围内尽力供养母亲，最后，为了让她享受到我力所不及的舒适，这才把老太太送进养老院的。他说：“先生们，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因为说到底，如果需要证明这些设施的用处和伟大，只须说是国家本身资助的就够了。”只是他没有提到下葬的问题，我感到这是他的辩护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些长句，由于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没完没了地谈论我的灵魂，使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变成一片没有颜色的水，我看得头晕目眩。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从街上穿过所有的大厅和法庭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上我的脑海，这种生活虽已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发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在这里我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的想法涌上了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想赶紧让他们结束，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大嚷大叫，我也几乎没有听见。他说陪审员们是不会把一个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亡那里去的，他要求考虑那些可减罪的情节，因为我已背上了杀人罪的重负，这是永远的悔恨，最可靠的刑罚。法庭中止辩论，我的律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说：“棒极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拉我来作证：“嗯，您说怎么样？”他说。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的赞扬并不真心真意，因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听到的一些声音，我可以猜想到傍晚时分的凉爽。我们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大家一道等着的事只跟我一人有关。我又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样。我碰到了那个穿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像自动机器一样的女人的目光。这使我想了起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我都没有朝玛丽那边看过一眼。我并没有忘记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见她坐在赛莱斯特和莱蒙之间。她朝我做了个小小的动作，仿佛是说：“总算完了。”我看见她那有些焦虑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但我觉得我的心已和外界隔绝，我甚至没有回答她的微笑。
法官们回来了。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什么“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等。陪审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我原来在里面等候的那间小屋子里。我的律师也来了。他口若悬河，话说得从来也没有像现在那样有信心，那样亲切，他认为一切顺利，我只须坐几年监狱或服几年苦役就完事、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有没有上诉最高法院的机会。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意见，免得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不能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地看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否则，要费的公文状纸就太多了。我的律师说：“无论如何，上诉是可以的。不过，我确信判决会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约有三刻钟。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我告别，说道：“庭长要宣读对质询的答复了。您要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一阵门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过，听不出远近。接着，我听见大厅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读着什么。铃又响了，门开了，大厅里一片寂静，静极了，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别处，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我这时才觉得认清了我在所有这些人脸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尊敬。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没有。”他们这才把我带走
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见大家谈论自己也总是很有意思的。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的时候，我可以说，大家对我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行还要多。不过，这些辩护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的罪行，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尴尬。尽管我心里不安，但有时我很想参加进去说几句，但这时我的律师就对我说：“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时地真想打断他们，对他们说：“可说来说去，究竟谁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呀。”但是三思之后，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再说，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别人所感到的兴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例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使我厌烦了。只有那些和全局无关的片言只语，几个手势，或连珠炮般说出来的大段议论，还使我感到惊奇，或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思想实质是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先生们，我将提出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然后是这个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启示。”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他提出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岁数，第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同玛丽一起回去。那个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他的话的，因为他说什么“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情妇原来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到了莱蒙的事情。我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倒不乏其清晰正确。他说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我和莱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这个“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我在海滩上向莱蒙的仇人进行挑衅。莱蒙受了伤。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一个人回去。我预谋打死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会儿。“为了保证事情干得彻底”我又沉着地、稳妥地、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开了四枪。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我把这一系列事情的线索给你们勾画出来，说明这个人如何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的，你们可能认为可以用当时的情况加以减轻的行动。这个人，先生们，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都听过他说话，不是吗？他知道如何回答问题。他熟悉用词的分量。人们不能说他行动时不知道自己于的是什么。”
我听着，我听见他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平常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的身上，怎么就能变成沉重的罪名。至少，这使我感到惊讶，我不再听检察官说话了，直到我又听见他说：“难道他曾表示过悔恨么？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的过程中，这个人从来没有一次对他这个卑劣的罪行表示过激动。”这时，他朝我转过身来，用指头指着我，继续对我横加责难，但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对我的行动我并不怎么悔恨。但是他这样激烈却使我吃惊。我真想亲切地、甚至友爱地试着向他解释清楚，我从来不会对某件事真正感到悔恨。我总是为将要发生的事，为今天或明天操心。但是，当然(口罗)，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中，我是不能以这种口吻向任何人说话的。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示亲热，也没有权利有善良的愿望。我试图再听听，因为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仔细探索过我的灵魂，结果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对于人性，对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我都是一窍不通。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也不能怪他没有。但是说到法院，宽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正在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的时候。”这时，他又说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他重复了他在辩论中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到我的杀人罪时多得多，多到最后我只感到早晨的炎热了。最后，他停下了，沉默了一会儿，又用低沉的、坚信不疑的声音说道：“先生们，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一宗滔天罪行：杀死亲生父亲。”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使人无法想象。他斗胆希望人类的正义要坚决予以惩罚而不能手软。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使他感到的憎恶来，几乎是相形见绌的。他认为，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杀死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作准备，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动，并且使之合法化。他提高了声音说：“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你们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发亮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决地完成它。他说我与一个我连最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我不能对人类的心有什么指望，因为我对其基本的反应根本不知道。他说：“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而在我这样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操之已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时请求处人以极刑的话，我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这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我在这张除残忍之外一无所见的人的脸上感到了憎恶。”
检察官坐下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寂静。我呢，我已经由于炎热和惊讶而昏头昏脑了。庭长咳嗽了几声，用很低的声音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站了起来。由于我很想说话，我就有点儿没头没脑地说我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庭长说这是肯定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摸不清我的辩护方式，他说他很高兴在我的律师发言之前先让我说清楚我的行为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我意识到了我很可笑，我说是因为太阳。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马上，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说时间不早了，他需要好几个钟头，他要改在下午。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依旧搅动着大厅里沉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说不完了。有一阵，我注意听了听，因为他说：“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他继续使用这种口吻，每次谈到我时他也总是以“我”相称。我很奇怪。我朝一个法警弯下身子，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住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是这样。”我呢，我想这还是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和这个法庭距离很远了。再说，我也觉得我的律师很可笑。他很快以挑衅为理由进行辩护，然后也谈起我的灵魂。不过，我觉得他的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他说：“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灵魂，但是与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还可以说，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个正经人，一个正派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雇主，受到大家的爱戴，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来，若论儿子，我是典范，我在力之所及范围内尽力供养母亲，最后，为了让她享受到我力所不及的舒适，这才把老太太送进养老院的。他说：“先生们，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因为说到底，如果需要证明这些设施的用处和伟大，只须说是国家本身资助的就够了。”只是他没有提到下葬的问题，我感到这是他的辩护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些长句，由于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没完没了地谈论我的灵魂，使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变成一片没有颜色的水，我看得头晕目眩。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从街上穿过所有的大厅和法庭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上我的脑海，这种生活虽已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发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在这里我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的想法涌上了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想赶紧让他们结束，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大嚷大叫，我也几乎没有听见。他说陪审员们是不会把一个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亡那里去的，他要求考虑那些可减罪的情节，因为我已背上了杀人罪的重负，这是永远的悔恨，最可靠的刑罚。法庭中止辩论，我的律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说：“棒极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拉我来作证：“嗯，您说怎么样？”他说。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的赞扬并不真心真意，因为我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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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们回来了。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什么“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等。陪审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我原来在里面等候的那间小屋子里。我的律师也来了。他口若悬河，话说得从来也没有像现在那样有信心，那样亲切，他认为一切顺利，我只须坐几年监狱或服几年苦役就完事、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有没有上诉最高法院的机会。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意见，免得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不能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地看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否则，要费的公文状纸就太多了。我的律师说：“无论如何，上诉是可以的。不过，我确信判决会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约有三刻钟。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我告别，说道：“庭长要宣读对质询的答复了。您要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一阵门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过，听不出远近。接着，我听见大厅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读着什么。铃又响了，门开了，大厅里一片寂静，静极了，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别处，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我这时才觉得认清了我在所有这些人脸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尊敬。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没有。”他们这才把我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