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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_分卷阅读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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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社会成员，对等级差别珍视得如同眼珠。违反这种等级差别，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在天王府大门外高悬十余丈的黄绸，用朱红色书写了直径五尺的大字，数里可见，上面写的是：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
有诏方许进，否则雪云中。
雪云中就是云中雪，“刀”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不得靠近，否则杀无赦。
天王府内的金龙殿，只有首义六王可以进入，其他人绝对不得入内。洪秀全曾就此事专门发过指示：天王降诏曰：“顶天侯，尔今日得在金龙殿内坐宴，是天父大开天恩与尔者也。以理而论，惟朕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龙殿设宴。若至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臣有功者，欲赐宴以奖其功，只准赐宴于朝厅，断不准在金龙殿内君臣同宴，以肃体统也。此一事极为关系，当记诏以垂永远也。”
这件事为什么“极为关系”，必须明确记诏下来并且要“垂之永远”，洪秀全没有说清楚。他的许多话用不着清楚，那都是上天的昭示，人民照着做就行了。
太平天国社会中，人们绝不可以下犯上。太平天国明文规定：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军人百姓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除了这些高级官员，社会其他阶层也一样尊卑分明：“凡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须起身奉茶，不得怠慢。”下级见到上级，必须起立致敬，违者将受到肉刑直至斩首等处罚。
《太平天国》载：有一次，负责给燕王秦日纲看马的一位太平军士兵在燕王府门前闲坐。正巧东王杨秀清的同庚叔，也是拜把子兄弟的叔叔，从燕王门前经过。燕王的马夫忘了起立致敬，令这位同庚叔当场大怒，命人把马夫打了二百鞭子。这还不算完事，事情报告到杨秀清后，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对这位敢于不尊礼仪的太平军战士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
七
正如燕王牧马人的悲剧所展示的，太平天国的文化中严重缺乏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太平天国领袖生活中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用上太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赞成太监制度，而是因为他们没能拥有这个技术手段。事实上，刚刚进入天京，洪秀全就命人“制造”太监，但是没能成功。潘旭澜《太平杂说》载：“太平军要为天王府制造一批太监，但又缺乏有经验的医生，对割什么，怎么割，敷什么药，都不了然。于是，将四千（一说三千）多童子兵胡割一通，大多数流血不止而马上死去，少数不久之后也因创口溃烂而死。”对于此事，清代民间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的记载是：“贼取十三四幼童六千余人尽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五百余人。”官方记载则有向荣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所提到的太平天国“近更阉割幼孩，死者甚众”。这一直是太平天国高层生活的一大遗憾，杨秀清对天国社会的这个“不足”一直念念不忘。潘旭澜《太平军中的童子兵》记载，过了几年，杨秀清“令李俊良主持，再找一大批童子兵阉割，虽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大都阉死了，但也还是以失败告终”。清朝这边，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记载是：“癸丑八月，杨逆下令选各馆所掳幼孩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百余人阉割之，欲充伪宦官，因不如法，无一生者。杨逆知不可为，又诡称天父下凡指示，再迟三年举行，以掩群下耳目。”
太平天国政权人道精神的缺乏还体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太平天国的战斗力来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前面提到的宗教宣传，另一方面就来自杨秀清建立的严明的纪律。
杨秀清和朱元璋一样，都是迷信纪律的铁腕人物。罗尔纲说：“进入南京之初，杨秀清就首先整顿营规，立法安民。凡新克复地方，安民严令一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的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右脚，法立令行，严严整整，真正做到了他向人民保证过的‘圣兵不犯秋毫’的严明纪律。”
事实上，这种纪律不是严明，而是严酷。法律学者说：“天国刑律对重罪和轻罪甚至轻微过失，在量刑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确实，生活在太平天国之内，你有太多“机会”被砍掉脑袋。
《太平天国》一书中有描述，在太平天国内，如果举行“讲道理”时发现你两次无故不到，则“斩首不留”。礼拜仪式三次缺席，也“斩首不留”。《太平刑律》上明文规定：“凡各衙各馆兄弟倘有口角争斗，以及恃强斗架，俱是天父所深恶，不问曲直，概斩不留。”除此之外，如果在干活执勤时口出怨言，也是斩首：“凡挑濠沟筑土城，一切军中事务如有口出怨言者，斩首不留。”至于辱骂官长、私留“妖书”、唱邪歌邪戏、饮酒赌博者，一概斩首不留，甚至连剃胡须、刮面等，也“皆是不脱妖气”，也得斩首示众。
其实“斩首不留”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最严厉的惩罚。在《太平刑律》六十二条中，除了四十三条“斩首不留”外，还有三条“点天灯”和“五马分尸”。
所谓“点天灯”，主要用于太平军中那些犯通敌谋反或老兄弟犯有强奸妇女的重罪者，但犯轻微过错者在长官的盛怒之下也可能被处以此刑。具体做法是“将人自顶至踵，裹以纸张麻皮，入油缸内浸片刻，倒植之以松脂白蜡堆足心，用火燃之”。
“五马分尸”则是“以笼头络颈，和发绫缠，系于马后足，四肢各系一马，数‘贼’齐鞭之，瞬息肢解”。
除此之外，还有“凌迟焚灰”等更为严酷的刑罚。最为恐怖的则是关于连坐的规定：“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经天父指出，通馆通营皆斩首”，甚至“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
《太平天国》记载，张德坚对此评论说：“‘贼’之灭亡，则在虐民无人理。诸伪制皆足以亡之，而尤以伪律为至酷耳。”这虽然是统治阶级的看法，但也并非毫无事实依据。
八
人们历来批评晚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愚昧颟顸，特别是对外礼仪上的不识时务，其实太平天国政权在这一点上比清政府走得更远。
定都天京后，西方各国的公使对这个“新兴王朝”都充满好奇和期待。他们认为，这个信奉“上帝”的政权，应该比清政府更文明、更进步、更好打交道，因此纷纷派人前来考察。谁知道，他们看到的一切，远远出乎先前的想象。
1853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兴致勃勃地率团来到南京。没想到，这个基督教政权对待“洋兄弟”的态度，居然比清政府更自大、更傲慢。文翰派他的随员密迪乐作为联络员进城交涉，密迪乐刚刚进入王府见到北王，周围的士兵就大声喝令他下跪，密迪乐断然拒绝，与太平军争持起来，最后捎回一封信作为这次交涉的结束。文翰打开天国给英国的这封文书，发现开头赫然写道：“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吾朝。”他明白了这个政权的对外观念，只好黯然返航了。
这种礼仪之争一直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认为他们是天朝上国，外国夷人前来必须以进贡的身份，匍匐在地，乞求天国恩典，太平天国才能与他们交往。外国公使当然难以接受这种方式。后来“顶天侯”秦日纲在见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时，公使要求与他并坐在大厅里，他则要求公使必须坐在他的下位，双方就这样谈崩了。
在对外公文中，太平天国又拾起清政府已经摒弃的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居高临下口吻，美国公使麦莲刚来到南京，就接到这样一道来自太平天国的“指示”：输诚者必须备办奇珍宝物，……尔等果能敬天从主，我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西方人本来对太平天国持乐观态度，但与天京政权接触之后，他们迅速调整了外交重心，不再理睬太平天国，而是倾向支持清政府。
过于迅速的腐化
一
一般来讲，基于旧政权的腐败而建立的新政权，总会展现出一副蓬勃向上、清新有为的崭新面貌。而太平天国这个阶段为时甚短。从一开始，太平天国政权就展露出强烈的腐化欲望。攻占武昌之后，洪秀全不是致力于考虑如何打破清军的围困，而是派出士兵在武昌大肆搜求财宝美女，在武昌又建立了天朝门、天朝殿，铸造“金龙头金玺”，令军民进贡献礼，挑选嫔妃。定都天京后，他更是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享乐之中。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生活过得比所有皇帝都气派。他“朝晚两食，掌庖用金碗二十四只，备水陆珍馔，杯箸亦用金镶，后尔用玉盆玉杯，群贼多效之”。
传教士富礼赐记载了他在天京访问时亲眼见到天王进膳的情形：“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高作——是天王进膳了；直至膳毕，各声始停。”天王进膳，不但要击鼓奏乐，竟还要配上炮声，古今中外只此一例。
而杨秀清等诸王的排场也不小。外国人记载他们的见闻时说：“每天早上八点，有八百到一千名穿着体面的女子跪在第二位（杨秀清）的门口听候吩咐。”
而杨秀清出行时的排场更为搞笑。
太平天国官员出行，仪仗上较传统有极大创新。底层农民出身的太平天国上层，将农民风格、农民气派、农民趣味发挥到极致，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杨秀清，人称“如赛会状”：仪仗多达千数百人，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这都不算出奇。出奇的是随后还有许多人舞着一条长约数十丈的洋绉五色龙，高丈余，敲锣打鼓地在杨秀清大轿前开路，杨秀清的大轿由五十六人抬行，轿后跟着属官近百名。队伍的最后面，仍然是一条数十丈的长龙收尾。把舞龙舞狮之类引入官员仪仗，体现了太平天国精英们不羁的创造力。“以此炫骇愚民，以为尊贵无比，若天神然。”
太平天国高层的农民趣味最典型的体现就是“黄金崇拜”。当时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当中这样写道：“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而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身穿金纽绣金龙袍，乘坐由美女手牵的金车。”据说连天王府的尿壶，娘娘们骑马用的马镫都是用黄金打造的，洪秀全本来还计划用金子打桌子，打灯台，但是发现，太平天国控制区的所有金子都已经用光了，只好作罢。
二
由于缺乏励精图治的意志，由于没有政治经验，更由于他们拒绝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核心，所以太平天国政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原始的、没能充分发育的、具有浓重底层性格的政权。在以严刑峻法为法宝的杨秀清死后，它马上变得软弱混乱。从政治纪律、管理水平、政治效率诸方面看，它都不如它的敌人——已经大大衰落的清政权。
首先，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很混乱。它没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天京城里各王府均为小朝廷，机构重叠，系统紊乱，用《贼情汇纂》的话说就是“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行政效率相当低下。
其次，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缺乏抓牢权柄的意志力，中央软弱涣散，党争迅速发展起来。洪秀全喜怒无常，对人忽用忽废，几派交替得势，朝事混乱无章。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在太平天国政权从上到下迅速蔓延开来。当上帝信仰破灭后，升官发财成了这个政权运转的最大动力。太平天国后期选拔干部，一看上面有没有人，二看花多少钱。
《天国的陨落》一书的作者认为，血缘是太平天国后期用人的第一标准，杨秀清的表兄、外甥、姐夫，并无才能，但均获高官。甚至连给他治病的医生也因为讨得他的欢心，位高权重。而起义之初就一路攻城拔寨、战功显赫的罗大纲，却位列这些人之下。钱多钱少则是第二标准。天京事变之后，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又而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
强烈进取之心消退后，太平天国统治集团的全部精神都沉醉于追求升官发财之中。《立法制喧谕》载，洪仁玕的说法是，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据《天国的陨落》，时人记载，在太平天国政权后期拜年时，太平军相互问候，都用“高升”。拜年者进门齐喊“升官发财”，对上级祝贺“老大人高升”，上级回答：“大家高升。”甚至在宗教仪式中的祝词也发生了变化。《金陵癸甲纪事略》载，太平天国礼拜之时，人们念的赞美经最后一句本来是“魂得升天”，到了天京后，却被某官改成了“功成名就”。
在太平天国官场上，晚清官场的种种弊端一应俱全，且都发扬光大，出于蓝而胜之。官员赴任或者升官，要部下送“开印钱”，部下则又分摊给百姓。清朝官员这是私下索送，太平天国则公开以公文索要。比如，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浙江诸暨许军帅札示师帅，说：“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都是基层行政单位）派费钱三十千。”六天之后，又发来公文，说：“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建造王府，日常应酬，吃喝玩乐，过生日，都要摊派给百姓。有记载，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单是嘉兴县王店镇就被摊派了三千两银子。
三
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不算高。
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包租”。
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报告中提到，在太平天国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任何东西都抢，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如果占领某城后抢掠到的物品为数极多，那么，士兵们都能从奖赏中捞到好处；相反，如果该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太平军便以堪做表率的耐心等待更好的时机。”抢过之后，太平军才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
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超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甚至百倍。上面要求收一百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二百两、三百两甚至一千两，如《天国的陨落》所记：“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摊派下来的任务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括，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不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农家……甚有情极自尽。
苏属一带，贼氛尚恶，现又借征下忙以助军饷。各户无租，仍复苛捐，知不归城主，均军、师帅取肥私囊。吕厍戏场、博局亦系师帅爪牙所开，日往花船，消耗不少。
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残忍。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七十文。“有某生偶有一洋未用印，锁至公估庄内，打折胫骨。”
在太平军治下，这些包租者都发了横财。《天国的陨落》记，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除了一部分定数作为军饷外，“余下者悉饱（办局者汪心耕）私囊”，仅此一项就“获银数十万”。管理税卡的沈枝珊，所收税款，上交军营的不过十之二三，“余尽归己”。“又倡言起造听王府，按田摊派一次。又倡修嘉兴海塘，又摊派一次。凡有路过伪官，必摊派居民迎送各费”，乃至“积资至数十万之多”。
四
很自然，在太平军的治下，民众的生活十分悲惨。《中国陆上之友》杂志在1857年1月15、21、31日报道了两名欧洲人的记述：……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
富赐礼在1860年曾到过苏州，那时苏州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时过一年，再到苏州，他惊讶不已：完全的废墟和荒芜成为太平军从南京到苏州之间进军路线的标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些场面的任何感受。……我们在城门外遇到几个可怜兮兮的人在出售衣物和药草，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地人。在护城河里，我们居然惊飞了一群野鸭，而就在一年前，从忙于做生意和赶路的众多过往船只中找到一条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城里同样也是一片荒凉，所有的房屋的正面都已毁，许多河道里满是破损的家具、腐烂的船只和废弃物。
另一个外国人记载道：
他们在行军时，通常在其身后留下被杀害的农民和被毁的住所作为遗迹。偏远的广阔地区的村民为避免同他们接触而纷纷逃跑，把仅有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在扬子江两岸，在荒芜的土地的另一侧，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茅草盖的大村落，它们是由不幸的难民匆忙搭建的。……人们所遭受的灾难和悲惨景象是难以描述的。大量的家庭挤在低矮、窄小、用芦苇搭成的帐篷式小屋里，刺骨的寒风阵阵呼啸，人们挤在一起取暖，老年人神情沮丧，虚弱得不能工作，瘦弱的小孩子因饥饿而表现出渴望的神情。凡是亲眼看到过这些情景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仅有的问题是疲弱的生命还能支撑多少天；许多人似乎已经是行将就木了。
相反，清政府治下的地方却显得富有希望。有记载道：在仍为帝国的边境内走上一段路以后，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周围景象的鲜明对比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靠近叛军占领区的扬子江是一条巨大而又荒凉的航道，而这里的江面却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建造精巧和外观整洁的村舍。
五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据葛剑雄等学者在《中国人口史》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太平天国造成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了六千五百万人。考虑到人口的正常增长率，“这五省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必然多于此数”。“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一亿以上。”
洪秀全的家庭问题和治国方式
一
正如“拜上帝教”教义构建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洪秀全的能力相当有限。
其实不要说管理国家，就是管理后宫，都足够他手忙脚乱。阅读洪秀全留下来的文献，我们很容易发现，处理与妻妾们的关系，是洪秀全生命中的重要内容，耗用了他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判断，还是在贫贱夫妻时期，有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洪秀全和结发妻子赖莲英的关系就不怎么好。成为教首之后，洪秀全和老婆更是经常打架，打老婆成了洪教主的家常便饭。由于下手太狠，经常把赖氏打得起不了床，甚至引起天上的上帝和耶稣的极大不安，屡屡“下凡”来“教导”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有一次洪秀全要从广西回花县老家中处理事务，天兄耶稣特意下了一次凡，殷殷嘱咐他：“洪秀全胞弟，尔回去家中，时或尔妻有些不晓得，尔漫漫教导，不好打生打死也。”
在太平天国正式起义之前，作为教主的洪秀全就拥有了十五位“娘娘”。然而他和这些娘娘的关系似乎不是特别和谐。虽然贵为天神和教主，然而从天父天兄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女人看不起洪秀全，经常有怠慢之举。所以太平天国元年正月，太平天国刚刚起事，正与清军激烈作战之时，天兄还不得不抽空下凡来调节洪秀全与妻妾的关系：天兄恐各娘娘有怠慢天王之处……乃指示：“自今以后，各小婶有半点嫌朕胞弟，云中雪飞；有半点怠慢朕胞弟，云中雪飞。不拘那一个，凡有半点嫌朕胞弟及有半点怠慢朕胞弟者，尔一面奏明，不可隐也。”
王庆成说，天父天兄管洪秀全的家务事，为的是“洪秀全不受其众妻子的怠慢嫌弃”。以教主之威而不能获得这些身边之人的足够尊重，洪秀全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天父也为洪秀全与众妻子的关系屡屡大伤脑筋。进了天王府的洪秀全故技重演，高居垂拱，与外界隔离，数年不出天王府一步，以维持自己的神秘形象。虽然政事全部交给了杨秀清，但他在深宫之内，倒也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主要在忙着管理老婆。关于他的妻妾数量，有说八十八位，有说九十九位，还有说一百多位的。不管具体是多少，总之数量巨大，管理起来非常有难度。洪秀全废去她们的名字，给她们编了号，诸如第十六妻、第三十二妻之类，以便管理。但是即使采用了数字化手段，他和妻妾们闹矛盾仍然经常成为太平天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看这段《天父下凡诏书》中天父谆谆教导洪秀全如何处理妾与女儿关系的话：今蒙天父开恩，娘娘甚众，天金亦多，固不可专听娘娘之词而不容天金启奏，亦不可专听天金之言而不容娘娘启奏。凡有事故，必准其两人启奏明白，然后二兄将其两人启奏之词，从中推情度理，方能得其或是或非，不致有一偏之情也。
也就是说，洪秀全有许多爱妾，也有好几个女儿。她们倚仗宠爱，彼此攻击，令洪秀全时而偏听偏信，时而左右为难，焦头烂额，一塌糊涂。上帝不得不教导洪秀全：“你要兼听则明，两方面的说法你都听听，然后再下判断，才不至于老是犯错误。”
这次下凡中，天父又一次提及洪秀全打老婆的事：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怒我主二兄。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若用靴头击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致误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须开恩免其服事，另择一宫闱，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见亦可。如此处待，方为合体。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即或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后乃可治罪也。
从杨秀清这段谏言看，洪秀全对嫔妃经常因为“小过”就用靴头击踢，或是杖责，连怀孕者也不能幸免，甚至强迫怀孕的嫔妃服侍他。
及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年），洪秀全与结发妻子赖氏闹矛盾，又劳得天父操心下凡，为他们调解。这一年八月，赖氏向自己的婆婆，也就是洪秀全的母亲请安，婆媳俩聊起家务事，聊得高兴，多说了一会儿话。不料这就触犯了洪秀全的规定。原来洪秀全早有规定，“天朝严肃地，速来速回”，妻子们不可久离宫中，因此把赖氏又痛打了一顿。赖氏不服，哭天抹泪，天父不得不再次下凡到金龙殿，责备洪秀全“前诏有错”，上帝说：“朕差尔治天下，以孝道为先。宫内事不必拘执。媳来候母，孝敬之道也。尔记天朝严肃地，速来速回。何必如是过执乎？……”经过上帝的严肃批评，洪秀全承认了错误，这次夫妻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二
为了不劳烦上帝他老人家总下凡，洪秀全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对娘娘们的管理水平。他采取软硬两手措施。软措施就是思想教育。洪秀全花费大量精力，写了近五百首“天父诗”，教导这些妻子怎么为自己服务。这些诗歌语言平实，内容丰富。比如：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这是教娘娘们要一条心眼对天王，不许狡猾。
还有那首著名的“十该打”：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
硬项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问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天父诗》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一首是教导宫内如何洗澡的：嫂在洗宫姑莫进，
姑理洗水嫂莫进。
教导妇人不得偷吃水果的：
旧果放盘到明日，新果来时平匀食。
新果未来有乱食，同徒奏出有重责。
还有批评娘娘们睡懒觉的：
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
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
对妻子们的服务内容、服务水平和服务标准，洪秀全提出了极为严格细致的要求。比如夏天，娘娘们除了不断打扇外，还要及时递上茶、面巾和尿壶：“扇拨飞虫是热天，茶洁泉三样相连。”（《天父诗》第124首）献了茶之后，就要送上“洁”，也就是面巾。再过一会，就要送上用来接“泉”（按太平天国的避讳制，是特指“尿”）的尿壶。冬天洗澡时，每个人要拿四条干手巾：“天寒洁身最紧关，起身帕到草莫奸，四条燥帕伺候便，闲手不顾个个难。”（《天父诗》第297首）就是说，他洗好了澡起身，这边四条干手巾就马上上去擦，不许有一分钟耽搁。如果谁偷懒，那么必然大难临头。“洁嚏因何洁倒须，大胆不遵成乜妻。”（《天父诗》第393首）这一句是说，打喷嚏打出鼻涕，小心把鼻涕擦干净就好了，不许碰到胡子！如果大胆不遵，有你好看的……
至于硬措施，那自然就是体罚了。
最常见的体罚是“打入冷宫”。《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中说：“我妈与第四母不和，父亲因此将两母均锁闭了好些时。”其他体罚品种包括打板子、抽嘴巴、罚跪、罚顶灯等等。洪秀全性格暴烈，这些体罚经常产生严重后果，造成后妃的残疾甚至死亡。洪秀全的《天父诗》中，就有许多相关记载。比如第128首道：“半星亮起烧死人，各人救亮放精灵。明知亮大偏冲起，烧死自家有谁怜。”第456首道：“无亮千祈莫冲起，冲起亮来烧自己，好心顾亮替人救，免亮延烧无了止。”第387首道：“因何无亮冲起来？因何亮起不救开？亮冲起来谁人受？亮不救开烧死该！”
“亮”就是“火”的意思。从这些诗看来，洪秀全发火之时打死的妃子宫女不在少数。罗尔纲说：“洪秀全这些诗就是叫人莫惹起他发火，他发起火来就会杀人。在他身边的人见他发火，必须要替那个惹他发火的人去救火，以免延烧无了止。”
太平天国的社会成员，对等级差别珍视得如同眼珠。违反这种等级差别，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在天王府大门外高悬十余丈的黄绸，用朱红色书写了直径五尺的大字，数里可见，上面写的是：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
有诏方许进，否则雪云中。
雪云中就是云中雪，“刀”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不得靠近，否则杀无赦。
天王府内的金龙殿，只有首义六王可以进入，其他人绝对不得入内。洪秀全曾就此事专门发过指示：天王降诏曰：“顶天侯，尔今日得在金龙殿内坐宴，是天父大开天恩与尔者也。以理而论，惟朕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龙殿设宴。若至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臣有功者，欲赐宴以奖其功，只准赐宴于朝厅，断不准在金龙殿内君臣同宴，以肃体统也。此一事极为关系，当记诏以垂永远也。”
这件事为什么“极为关系”，必须明确记诏下来并且要“垂之永远”，洪秀全没有说清楚。他的许多话用不着清楚，那都是上天的昭示，人民照着做就行了。
太平天国社会中，人们绝不可以下犯上。太平天国明文规定：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军人百姓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除了这些高级官员，社会其他阶层也一样尊卑分明：“凡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须起身奉茶，不得怠慢。”下级见到上级，必须起立致敬，违者将受到肉刑直至斩首等处罚。
《太平天国》载：有一次，负责给燕王秦日纲看马的一位太平军士兵在燕王府门前闲坐。正巧东王杨秀清的同庚叔，也是拜把子兄弟的叔叔，从燕王门前经过。燕王的马夫忘了起立致敬，令这位同庚叔当场大怒，命人把马夫打了二百鞭子。这还不算完事，事情报告到杨秀清后，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对这位敢于不尊礼仪的太平军战士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
七
正如燕王牧马人的悲剧所展示的，太平天国的文化中严重缺乏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太平天国领袖生活中唯一的遗憾是没能用上太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赞成太监制度，而是因为他们没能拥有这个技术手段。事实上，刚刚进入天京，洪秀全就命人“制造”太监，但是没能成功。潘旭澜《太平杂说》载：“太平军要为天王府制造一批太监，但又缺乏有经验的医生，对割什么，怎么割，敷什么药，都不了然。于是，将四千（一说三千）多童子兵胡割一通，大多数流血不止而马上死去，少数不久之后也因创口溃烂而死。”对于此事，清代民间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的记载是：“贼取十三四幼童六千余人尽行阉割，连肾囊剜去，得活者仅五百余人。”官方记载则有向荣在上奏皇帝的奏折中所提到的太平天国“近更阉割幼孩，死者甚众”。这一直是太平天国高层生活的一大遗憾，杨秀清对天国社会的这个“不足”一直念念不忘。潘旭澜《太平军中的童子兵》记载，过了几年，杨秀清“令李俊良主持，再找一大批童子兵阉割，虽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大都阉死了，但也还是以失败告终”。清朝这边，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记载是：“癸丑八月，杨逆下令选各馆所掳幼孩十二岁以下、六岁以上者二百余人阉割之，欲充伪宦官，因不如法，无一生者。杨逆知不可为，又诡称天父下凡指示，再迟三年举行，以掩群下耳目。”
太平天国政权人道精神的缺乏还体现在他们的法律中。太平天国的战斗力来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前面提到的宗教宣传，另一方面就来自杨秀清建立的严明的纪律。
杨秀清和朱元璋一样，都是迷信纪律的铁腕人物。罗尔纲说：“进入南京之初，杨秀清就首先整顿营规，立法安民。凡新克复地方，安民严令一出，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的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的即斩右脚，法立令行，严严整整，真正做到了他向人民保证过的‘圣兵不犯秋毫’的严明纪律。”
事实上，这种纪律不是严明，而是严酷。法律学者说：“天国刑律对重罪和轻罪甚至轻微过失，在量刑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确实，生活在太平天国之内，你有太多“机会”被砍掉脑袋。
《太平天国》一书中有描述，在太平天国内，如果举行“讲道理”时发现你两次无故不到，则“斩首不留”。礼拜仪式三次缺席，也“斩首不留”。《太平刑律》上明文规定：“凡各衙各馆兄弟倘有口角争斗，以及恃强斗架，俱是天父所深恶，不问曲直，概斩不留。”除此之外，如果在干活执勤时口出怨言，也是斩首：“凡挑濠沟筑土城，一切军中事务如有口出怨言者，斩首不留。”至于辱骂官长、私留“妖书”、唱邪歌邪戏、饮酒赌博者，一概斩首不留，甚至连剃胡须、刮面等，也“皆是不脱妖气”，也得斩首示众。
其实“斩首不留”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最严厉的惩罚。在《太平刑律》六十二条中，除了四十三条“斩首不留”外，还有三条“点天灯”和“五马分尸”。
所谓“点天灯”，主要用于太平军中那些犯通敌谋反或老兄弟犯有强奸妇女的重罪者，但犯轻微过错者在长官的盛怒之下也可能被处以此刑。具体做法是“将人自顶至踵，裹以纸张麻皮，入油缸内浸片刻，倒植之以松脂白蜡堆足心，用火燃之”。
“五马分尸”则是“以笼头络颈，和发绫缠，系于马后足，四肢各系一马，数‘贼’齐鞭之，瞬息肢解”。
除此之外，还有“凌迟焚灰”等更为严酷的刑罚。最为恐怖的则是关于连坐的规定：“凡有反草通妖之人，经天父指出，通馆通营皆斩首”，甚至“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
《太平天国》记载，张德坚对此评论说：“‘贼’之灭亡，则在虐民无人理。诸伪制皆足以亡之，而尤以伪律为至酷耳。”这虽然是统治阶级的看法，但也并非毫无事实依据。
八
人们历来批评晚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愚昧颟顸，特别是对外礼仪上的不识时务，其实太平天国政权在这一点上比清政府走得更远。
定都天京后，西方各国的公使对这个“新兴王朝”都充满好奇和期待。他们认为，这个信奉“上帝”的政权，应该比清政府更文明、更进步、更好打交道，因此纷纷派人前来考察。谁知道，他们看到的一切，远远出乎先前的想象。
1853年，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兴致勃勃地率团来到南京。没想到，这个基督教政权对待“洋兄弟”的态度，居然比清政府更自大、更傲慢。文翰派他的随员密迪乐作为联络员进城交涉，密迪乐刚刚进入王府见到北王，周围的士兵就大声喝令他下跪，密迪乐断然拒绝，与太平军争持起来，最后捎回一封信作为这次交涉的结束。文翰打开天国给英国的这封文书，发现开头赫然写道：“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吾朝。”他明白了这个政权的对外观念，只好黯然返航了。
这种礼仪之争一直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障碍。太平天国认为他们是天朝上国，外国夷人前来必须以进贡的身份，匍匐在地，乞求天国恩典，太平天国才能与他们交往。外国公使当然难以接受这种方式。后来“顶天侯”秦日纲在见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时，公使要求与他并坐在大厅里，他则要求公使必须坐在他的下位，双方就这样谈崩了。
在对外公文中，太平天国又拾起清政府已经摒弃的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居高临下口吻，美国公使麦莲刚来到南京，就接到这样一道来自太平天国的“指示”：输诚者必须备办奇珍宝物，……尔等果能敬天从主，我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西方人本来对太平天国持乐观态度，但与天京政权接触之后，他们迅速调整了外交重心，不再理睬太平天国，而是倾向支持清政府。
过于迅速的腐化
一
一般来讲，基于旧政权的腐败而建立的新政权，总会展现出一副蓬勃向上、清新有为的崭新面貌。而太平天国这个阶段为时甚短。从一开始，太平天国政权就展露出强烈的腐化欲望。攻占武昌之后，洪秀全不是致力于考虑如何打破清军的围困，而是派出士兵在武昌大肆搜求财宝美女，在武昌又建立了天朝门、天朝殿，铸造“金龙头金玺”，令军民进贡献礼，挑选嫔妃。定都天京后，他更是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享乐之中。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生活过得比所有皇帝都气派。他“朝晚两食，掌庖用金碗二十四只，备水陆珍馔，杯箸亦用金镶，后尔用玉盆玉杯，群贼多效之”。
传教士富礼赐记载了他在天京访问时亲眼见到天王进膳的情形：“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高作——是天王进膳了；直至膳毕，各声始停。”天王进膳，不但要击鼓奏乐，竟还要配上炮声，古今中外只此一例。
而杨秀清等诸王的排场也不小。外国人记载他们的见闻时说：“每天早上八点，有八百到一千名穿着体面的女子跪在第二位（杨秀清）的门口听候吩咐。”
而杨秀清出行时的排场更为搞笑。
太平天国官员出行，仪仗上较传统有极大创新。底层农民出身的太平天国上层，将农民风格、农民气派、农民趣味发挥到极致，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杨秀清，人称“如赛会状”：仪仗多达千数百人，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这都不算出奇。出奇的是随后还有许多人舞着一条长约数十丈的洋绉五色龙，高丈余，敲锣打鼓地在杨秀清大轿前开路，杨秀清的大轿由五十六人抬行，轿后跟着属官近百名。队伍的最后面，仍然是一条数十丈的长龙收尾。把舞龙舞狮之类引入官员仪仗，体现了太平天国精英们不羁的创造力。“以此炫骇愚民，以为尊贵无比，若天神然。”
太平天国高层的农民趣味最典型的体现就是“黄金崇拜”。当时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当中这样写道：“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链一串，亦重八斤，而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纽。”“身穿金纽绣金龙袍，乘坐由美女手牵的金车。”据说连天王府的尿壶，娘娘们骑马用的马镫都是用黄金打造的，洪秀全本来还计划用金子打桌子，打灯台，但是发现，太平天国控制区的所有金子都已经用光了，只好作罢。
二
由于缺乏励精图治的意志，由于没有政治经验，更由于他们拒绝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核心，所以太平天国政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原始的、没能充分发育的、具有浓重底层性格的政权。在以严刑峻法为法宝的杨秀清死后，它马上变得软弱混乱。从政治纪律、管理水平、政治效率诸方面看，它都不如它的敌人——已经大大衰落的清政权。
首先，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构很混乱。它没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天京城里各王府均为小朝廷，机构重叠，系统紊乱，用《贼情汇纂》的话说就是“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行政效率相当低下。
其次，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缺乏抓牢权柄的意志力，中央软弱涣散，党争迅速发展起来。洪秀全喜怒无常，对人忽用忽废，几派交替得势，朝事混乱无章。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在太平天国政权从上到下迅速蔓延开来。当上帝信仰破灭后，升官发财成了这个政权运转的最大动力。太平天国后期选拔干部，一看上面有没有人，二看花多少钱。
《天国的陨落》一书的作者认为，血缘是太平天国后期用人的第一标准，杨秀清的表兄、外甥、姐夫，并无才能，但均获高官。甚至连给他治病的医生也因为讨得他的欢心，位高权重。而起义之初就一路攻城拔寨、战功显赫的罗大纲，却位列这些人之下。钱多钱少则是第二标准。天京事变之后，买官卖官大行其道：“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有银钱者，欲为作乐者，用钱到部，又而保之。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观之不忿……”
强烈进取之心消退后，太平天国统治集团的全部精神都沉醉于追求升官发财之中。《立法制喧谕》载，洪仁玕的说法是，文武百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据《天国的陨落》，时人记载，在太平天国政权后期拜年时，太平军相互问候，都用“高升”。拜年者进门齐喊“升官发财”，对上级祝贺“老大人高升”，上级回答：“大家高升。”甚至在宗教仪式中的祝词也发生了变化。《金陵癸甲纪事略》载，太平天国礼拜之时，人们念的赞美经最后一句本来是“魂得升天”，到了天京后，却被某官改成了“功成名就”。
在太平天国官场上，晚清官场的种种弊端一应俱全，且都发扬光大，出于蓝而胜之。官员赴任或者升官，要部下送“开印钱”，部下则又分摊给百姓。清朝官员这是私下索送，太平天国则公开以公文索要。比如，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浙江诸暨许军帅札示师帅，说：“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都是基层行政单位）派费钱三十千。”六天之后，又发来公文，说：“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建造王府，日常应酬，吃喝玩乐，过生日，都要摊派给百姓。有记载，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单是嘉兴县王店镇就被摊派了三千两银子。
三
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不算高。
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包租”。
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报告中提到，在太平天国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立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切令人憎恶的事，三天过后，所有的妇女都被禁止留在城里……任何东西都抢，无论是实物还是现金。如果占领某城后抢掠到的物品为数极多，那么，士兵们都能从奖赏中捞到好处；相反，如果该城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太平军便以堪做表率的耐心等待更好的时机。”抢过之后，太平军才开始在地方上建立“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事例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
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超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甚至百倍。上面要求收一百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二百两、三百两甚至一千两，如《天国的陨落》所记：“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摊派下来的任务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括，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不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之迫催严比，无出其右……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农家……甚有情极自尽。
苏属一带，贼氛尚恶，现又借征下忙以助军饷。各户无租，仍复苛捐，知不归城主，均军、师帅取肥私囊。吕厍戏场、博局亦系师帅爪牙所开，日往花船，消耗不少。
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残忍。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七十文。“有某生偶有一洋未用印，锁至公估庄内，打折胫骨。”
在太平军治下，这些包租者都发了横财。《天国的陨落》记，嘉兴盛泽设的筹饷总局，除了一部分定数作为军饷外，“余下者悉饱（办局者汪心耕）私囊”，仅此一项就“获银数十万”。管理税卡的沈枝珊，所收税款，上交军营的不过十之二三，“余尽归己”。“又倡言起造听王府，按田摊派一次。又倡修嘉兴海塘，又摊派一次。凡有路过伪官，必摊派居民迎送各费”，乃至“积资至数十万之多”。
四
很自然，在太平军的治下，民众的生活十分悲惨。《中国陆上之友》杂志在1857年1月15、21、31日报道了两名欧洲人的记述：……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
富赐礼在1860年曾到过苏州，那时苏州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时过一年，再到苏州，他惊讶不已：完全的废墟和荒芜成为太平军从南京到苏州之间进军路线的标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这些场面的任何感受。……我们在城门外遇到几个可怜兮兮的人在出售衣物和药草，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当地人。在护城河里，我们居然惊飞了一群野鸭，而就在一年前，从忙于做生意和赶路的众多过往船只中找到一条通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城里同样也是一片荒凉，所有的房屋的正面都已毁，许多河道里满是破损的家具、腐烂的船只和废弃物。
另一个外国人记载道：
他们在行军时，通常在其身后留下被杀害的农民和被毁的住所作为遗迹。偏远的广阔地区的村民为避免同他们接触而纷纷逃跑，把仅有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在扬子江两岸，在荒芜的土地的另一侧，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茅草盖的大村落，它们是由不幸的难民匆忙搭建的。……人们所遭受的灾难和悲惨景象是难以描述的。大量的家庭挤在低矮、窄小、用芦苇搭成的帐篷式小屋里，刺骨的寒风阵阵呼啸，人们挤在一起取暖，老年人神情沮丧，虚弱得不能工作，瘦弱的小孩子因饥饿而表现出渴望的神情。凡是亲眼看到过这些情景的人永远也忘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仅有的问题是疲弱的生命还能支撑多少天；许多人似乎已经是行将就木了。
相反，清政府治下的地方却显得富有希望。有记载道：在仍为帝国的边境内走上一段路以后，倘若不是亲眼所见，周围景象的鲜明对比会使人感到难以置信。靠近叛军占领区的扬子江是一条巨大而又荒凉的航道，而这里的江面却布满了商船，江边延伸着精耕细作的农田。两岸星星点点地坐落着建造精巧和外观整洁的村舍。
五
不光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太平天国评价十分负面，连革命领袖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也毫不留情地否定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据葛剑雄等学者在《中国人口史》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太平天国造成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了六千五百万人。考虑到人口的正常增长率，“这五省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必然多于此数”。“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一亿以上。”
洪秀全的家庭问题和治国方式
一
正如“拜上帝教”教义构建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洪秀全的能力相当有限。
其实不要说管理国家，就是管理后宫，都足够他手忙脚乱。阅读洪秀全留下来的文献，我们很容易发现，处理与妻妾们的关系，是洪秀全生命中的重要内容，耗用了他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判断，还是在贫贱夫妻时期，有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洪秀全和结发妻子赖莲英的关系就不怎么好。成为教首之后，洪秀全和老婆更是经常打架，打老婆成了洪教主的家常便饭。由于下手太狠，经常把赖氏打得起不了床，甚至引起天上的上帝和耶稣的极大不安，屡屡“下凡”来“教导”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有一次洪秀全要从广西回花县老家中处理事务，天兄耶稣特意下了一次凡，殷殷嘱咐他：“洪秀全胞弟，尔回去家中，时或尔妻有些不晓得，尔漫漫教导，不好打生打死也。”
在太平天国正式起义之前，作为教主的洪秀全就拥有了十五位“娘娘”。然而他和这些娘娘的关系似乎不是特别和谐。虽然贵为天神和教主，然而从天父天兄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女人看不起洪秀全，经常有怠慢之举。所以太平天国元年正月，太平天国刚刚起事，正与清军激烈作战之时，天兄还不得不抽空下凡来调节洪秀全与妻妾的关系：天兄恐各娘娘有怠慢天王之处……乃指示：“自今以后，各小婶有半点嫌朕胞弟，云中雪飞；有半点怠慢朕胞弟，云中雪飞。不拘那一个，凡有半点嫌朕胞弟及有半点怠慢朕胞弟者，尔一面奏明，不可隐也。”
王庆成说，天父天兄管洪秀全的家务事，为的是“洪秀全不受其众妻子的怠慢嫌弃”。以教主之威而不能获得这些身边之人的足够尊重，洪秀全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天父也为洪秀全与众妻子的关系屡屡大伤脑筋。进了天王府的洪秀全故技重演，高居垂拱，与外界隔离，数年不出天王府一步，以维持自己的神秘形象。虽然政事全部交给了杨秀清，但他在深宫之内，倒也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主要在忙着管理老婆。关于他的妻妾数量，有说八十八位，有说九十九位，还有说一百多位的。不管具体是多少，总之数量巨大，管理起来非常有难度。洪秀全废去她们的名字，给她们编了号，诸如第十六妻、第三十二妻之类，以便管理。但是即使采用了数字化手段，他和妻妾们闹矛盾仍然经常成为太平天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看这段《天父下凡诏书》中天父谆谆教导洪秀全如何处理妾与女儿关系的话：今蒙天父开恩，娘娘甚众，天金亦多，固不可专听娘娘之词而不容天金启奏，亦不可专听天金之言而不容娘娘启奏。凡有事故，必准其两人启奏明白，然后二兄将其两人启奏之词，从中推情度理，方能得其或是或非，不致有一偏之情也。
也就是说，洪秀全有许多爱妾，也有好几个女儿。她们倚仗宠爱，彼此攻击，令洪秀全时而偏听偏信，时而左右为难，焦头烂额，一塌糊涂。上帝不得不教导洪秀全：“你要兼听则明，两方面的说法你都听听，然后再下判断，才不至于老是犯错误。”
这次下凡中，天父又一次提及洪秀全打老婆的事：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怒我主二兄。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若用靴头击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致误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须开恩免其服事，另择一宫闱，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见亦可。如此处待，方为合体。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即或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后乃可治罪也。
从杨秀清这段谏言看，洪秀全对嫔妃经常因为“小过”就用靴头击踢，或是杖责，连怀孕者也不能幸免，甚至强迫怀孕的嫔妃服侍他。
及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年），洪秀全与结发妻子赖氏闹矛盾，又劳得天父操心下凡，为他们调解。这一年八月，赖氏向自己的婆婆，也就是洪秀全的母亲请安，婆媳俩聊起家务事，聊得高兴，多说了一会儿话。不料这就触犯了洪秀全的规定。原来洪秀全早有规定，“天朝严肃地，速来速回”，妻子们不可久离宫中，因此把赖氏又痛打了一顿。赖氏不服，哭天抹泪，天父不得不再次下凡到金龙殿，责备洪秀全“前诏有错”，上帝说：“朕差尔治天下，以孝道为先。宫内事不必拘执。媳来候母，孝敬之道也。尔记天朝严肃地，速来速回。何必如是过执乎？……”经过上帝的严肃批评，洪秀全承认了错误，这次夫妻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二
为了不劳烦上帝他老人家总下凡，洪秀全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对娘娘们的管理水平。他采取软硬两手措施。软措施就是思想教育。洪秀全花费大量精力，写了近五百首“天父诗”，教导这些妻子怎么为自己服务。这些诗歌语言平实，内容丰富。比如：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这是教娘娘们要一条心眼对天王，不许狡猾。
还有那首著名的“十该打”：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
硬项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问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天父诗》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一首是教导宫内如何洗澡的：嫂在洗宫姑莫进，
姑理洗水嫂莫进。
教导妇人不得偷吃水果的：
旧果放盘到明日，新果来时平匀食。
新果未来有乱食，同徒奏出有重责。
还有批评娘娘们睡懒觉的：
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
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
对妻子们的服务内容、服务水平和服务标准，洪秀全提出了极为严格细致的要求。比如夏天，娘娘们除了不断打扇外，还要及时递上茶、面巾和尿壶：“扇拨飞虫是热天，茶洁泉三样相连。”（《天父诗》第124首）献了茶之后，就要送上“洁”，也就是面巾。再过一会，就要送上用来接“泉”（按太平天国的避讳制，是特指“尿”）的尿壶。冬天洗澡时，每个人要拿四条干手巾：“天寒洁身最紧关，起身帕到草莫奸，四条燥帕伺候便，闲手不顾个个难。”（《天父诗》第297首）就是说，他洗好了澡起身，这边四条干手巾就马上上去擦，不许有一分钟耽搁。如果谁偷懒，那么必然大难临头。“洁嚏因何洁倒须，大胆不遵成乜妻。”（《天父诗》第393首）这一句是说，打喷嚏打出鼻涕，小心把鼻涕擦干净就好了，不许碰到胡子！如果大胆不遵，有你好看的……
至于硬措施，那自然就是体罚了。
最常见的体罚是“打入冷宫”。《洪天贵福在南昌府供词》中说：“我妈与第四母不和，父亲因此将两母均锁闭了好些时。”其他体罚品种包括打板子、抽嘴巴、罚跪、罚顶灯等等。洪秀全性格暴烈，这些体罚经常产生严重后果，造成后妃的残疾甚至死亡。洪秀全的《天父诗》中，就有许多相关记载。比如第128首道：“半星亮起烧死人，各人救亮放精灵。明知亮大偏冲起，烧死自家有谁怜。”第456首道：“无亮千祈莫冲起，冲起亮来烧自己，好心顾亮替人救，免亮延烧无了止。”第387首道：“因何无亮冲起来？因何亮起不救开？亮冲起来谁人受？亮不救开烧死该！”
“亮”就是“火”的意思。从这些诗看来，洪秀全发火之时打死的妃子宫女不在少数。罗尔纲说：“洪秀全这些诗就是叫人莫惹起他发火，他发起火来就会杀人。在他身边的人见他发火，必须要替那个惹他发火的人去救火，以免延烧无了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