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六章 科名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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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曾伯函的这些话也给他以启示，他今后可以用保君卫国的响亮口号来从多方面提高淮军的战斗力，而一旦淮军真的成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劲旅，便任是谁人也不敢说撤销一类的混帐话了！
“发匪平后，我曾期望国家即刻中兴，谁知绺乱又起；绺乱平后，可以措手了，不料又发生津案。在处理津案时，我已力尽神散，自知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而朝野又对津案的处置分歧甚大，一时尚难望弥缝。若非林鲲宇借法普交仗之机暗中周旋应付，助我一臂，局面已不可想。”曾伯函想起“天津教案”时的日日夜夜，长叹起来。
“林鲲宇竟能说动法主罢去孟酋，逮丰大业回国治罪，使舆情得缓，大局底定。实为难得一见之干才。”李绍泉道。
“今日若是他也在，就好了……”曾伯函叹息道，“只是我怕是挺不到他回来了……”
“恩师切莫如此说，”李绍泉心头酸楚，但还是宽慰曾伯函道，“方今国是初定，洋务正兴，恩师正可见中兴之世到来……”
“中兴何时到来，以目下情势观之，实难预卜。然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数十年来，我知办事之难，在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风俗，其始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我与章桐，正是属于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时亦大力拔荐人才，将他们当作种子，期待他们开花结果，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可惜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尔后尚须章桐时时自觉，一身处天下表率的地位，并且还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来应和的时候，风俗自然改变，中兴之世当可到来。这便是我要与章桐说的第二句。”
说到人才，李绍泉一向最服曾伯函的知人善任，于是趁机问：“恩师，学生阅历有限，又常诸务缠身，无暇深究，对当今一些重要人物都乏真知灼见。恩师向以识人精微著称，是否可将他们略加品评，以便学生心中有数？”
曾伯函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
“学生谨记。”李绍泉道。
“章桐想要知道哪些人？”曾伯函喝了一口茶，问道。
“恩师觉得，左湘农如何？”李绍泉想了想，问道。
“左湘农此人，勤劳多谋，才华出众，颇有将略，用兵打仗，自是一把好手；待人耿直，亦不失为一良友能吏。但性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不能容人，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不过我一直以为，他算是我大乾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
李绍泉道：“学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湘农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即刻参掉你的巡抚！”
“这便是左湘农！”曾伯函笑道，“这种话，也只有他说得出。左湘农的骂人功夫可谓登峰造极，言官所不及也。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显凤七年，我因父丧离营，其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士林舆情一时皆哗然和之。我生平以诚自信，其乃罪我欺君，时至今日，此心仍不免耿耿。”
“恩师可曾想过，左氏何以如此？”李绍泉道。
“你且说来。”曾伯函笑了笑。
“既生瑜，何生亮？”李绍泉道，“既生左，何生曾？”
李绍泉一语点明，左季皋之所以如此，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左季皋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因而他对提携自己的曾伯函，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伯函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伯函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圣平天国，这就是曾伯函对不起他左季皋之处。
左季皋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伯函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就是画曾伯函当年自杀之事。左季皋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伯函）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伯函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句话可以说揭开了左季皋心底的秘密。左季皋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伯函导得精彩许多。
想当初，创建湘军这个想法是曾伯函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伯函最得力的助手大将好多是他左季皋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伯函的。曾伯函建设湘军，带兵打仗，他左季皋贡献了多少智慧？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多少次事后的结果证明他左季皋比曾伯函更高明？
然而，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追今抚昔，一切还都是出在“科名”二字上（左季皋之所以在得知林义哲被赐进士出身后恼怒万分，亦是为此）。曾伯函虽然平庸，但因科名顺遂，早早占据了有利地位。他左季皋早早做好了“只手擎天”的一切准备，却因为身无名分，无法充分施展。虽然最终被皇帝起用，无如“出身太迟”，起身太晚，追赶曾伯函已经来不及。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左季皋此生无望成为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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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曾伯函的这些话也给他以启示，他今后可以用保君卫国的响亮口号来从多方面提高淮军的战斗力，而一旦淮军真的成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劲旅，便任是谁人也不敢说撤销一类的混帐话了！
“发匪平后，我曾期望国家即刻中兴，谁知绺乱又起；绺乱平后，可以措手了，不料又发生津案。在处理津案时，我已力尽神散，自知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而朝野又对津案的处置分歧甚大，一时尚难望弥缝。若非林鲲宇借法普交仗之机暗中周旋应付，助我一臂，局面已不可想。”曾伯函想起“天津教案”时的日日夜夜，长叹起来。
“林鲲宇竟能说动法主罢去孟酋，逮丰大业回国治罪，使舆情得缓，大局底定。实为难得一见之干才。”李绍泉道。
“今日若是他也在，就好了……”曾伯函叹息道，“只是我怕是挺不到他回来了……”
“恩师切莫如此说，”李绍泉心头酸楚，但还是宽慰曾伯函道，“方今国是初定，洋务正兴，恩师正可见中兴之世到来……”
“中兴何时到来，以目下情势观之，实难预卜。然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数十年来，我知办事之难，在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风俗，其始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我与章桐，正是属于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时亦大力拔荐人才，将他们当作种子，期待他们开花结果，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可惜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尔后尚须章桐时时自觉，一身处天下表率的地位，并且还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来应和的时候，风俗自然改变，中兴之世当可到来。这便是我要与章桐说的第二句。”
说到人才，李绍泉一向最服曾伯函的知人善任，于是趁机问：“恩师，学生阅历有限，又常诸务缠身，无暇深究，对当今一些重要人物都乏真知灼见。恩师向以识人精微著称，是否可将他们略加品评，以便学生心中有数？”
曾伯函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
“学生谨记。”李绍泉道。
“章桐想要知道哪些人？”曾伯函喝了一口茶，问道。
“恩师觉得，左湘农如何？”李绍泉想了想，问道。
“左湘农此人，勤劳多谋，才华出众，颇有将略，用兵打仗，自是一把好手；待人耿直，亦不失为一良友能吏。但性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不能容人，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不过我一直以为，他算是我大乾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
李绍泉道：“学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湘农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即刻参掉你的巡抚！”
“这便是左湘农！”曾伯函笑道，“这种话，也只有他说得出。左湘农的骂人功夫可谓登峰造极，言官所不及也。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显凤七年，我因父丧离营，其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士林舆情一时皆哗然和之。我生平以诚自信，其乃罪我欺君，时至今日，此心仍不免耿耿。”
“恩师可曾想过，左氏何以如此？”李绍泉道。
“你且说来。”曾伯函笑了笑。
“既生瑜，何生亮？”李绍泉道，“既生左，何生曾？”
李绍泉一语点明，左季皋之所以如此，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左季皋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因而他对提携自己的曾伯函，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伯函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伯函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圣平天国，这就是曾伯函对不起他左季皋之处。
左季皋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伯函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就是画曾伯函当年自杀之事。左季皋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伯函）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伯函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句话可以说揭开了左季皋心底的秘密。左季皋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伯函导得精彩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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