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川的新兵生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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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川是我的老首长，我们笑称他为“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兵”，是因为他参军到了北京之后，从普通战士一直干到副军职领导干部。秦大川现在已经退休，以下记录的是他给我们讲述的他在北京当新兵时的故事。
***
我很荣幸，1968年参军来到令很多人向往的首都北京。与我一起入伍的那批农村兵，大部分是小学文化，有一小部分是文盲，还有一小部分是初中毕业生，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凤毛麟角，在新兵中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驻在北京郊区的某部机关警卫通信连一排二班当战士。
一排二班班长崔永来是个已经服役两年多的老兵，他让我和从同一个公社一起入伍的老乡杨箩筐结成“一对红”，开展一帮一活动，可能考虑我是有知识的“老三届”，能说会讲，大批判稿也写得不错，可以帮助箩筐学习文化；而杨箩筐是个只知道学校大门朝那边开，但是从来没有进去念过书，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他的力气大，投掷手榴弹一出手就是四十多米，能够在军事训练和干体力活的时候帮助我。
杨箩筐从小在田地里干惯了农活，力气的确是很大。晚上紧急集合，连着跑两千米，大气都不喘一口，我跑到后半程，一只手悄悄地拉着他的背包带还跟不上队伍。到机关农场参加劳动，每人四垅麦子，我腰酸腿疼的刚割到地中间，杨箩筐已经割到地那头返回来接应我了。
杨箩筐看见书本就发懵，听说学习就头疼，为了教他学文化，我是伤透了脑筋。
人们经常形容文盲的一句话是“目不识丁”，为了形象教学，我从墙角里捡了半截铁钉子，让杨箩筐先学习认识“丁”字。还捡了一大一小两个石头蛋子，让他学习认“大”字和“小”字。
箩筐握惯了锄把子的手捏着笔杆子显得特别费劲，学写字的时候手里的铅笔在纸上一戳一个洞。
“学写字不是捅马蜂窝，劲要用得轻一些。”我对他说。
不过，箩筐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午饭后和晚饭后，我们都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伙一般在宿舍外边嬉戏打闹，只有箩筐在屋子里爬在床板上撅着屁股练习写字。
过了两天，我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个“大”字，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说不出，我就拿出大石头蛋子启发他。箩筐想了想说，这念“大石头”。我说，这不念大石头，是念“大”！我又在纸上写了个“丁”字，把半截铁钉子也放在旁边，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看了看说，这念“小铁棍”，噢，不对了，这个字应该念“小”。
我哭笑不得。
按照要求，部队征兵的时候不能接收没有文化的青年入伍，但杨箩筐的叔伯哥哥是他们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他不但让杨箩筐报名当了兵，还在文化程度一栏里给他填了个“小学毕业”。当时，农村青年为了能当上兵，虚报学历的现象并不少见，与我分在同一个班的新兵梁继亭，只上了两年半小学，学历那一栏里却填了个“初中毕业”。梁继亭的语文水平很低，汉语拼音一点不会，问他“声母”是什么？他说生母就是亲娘；问他“韵母”是什么？他说孕母就是肚子里怀了孩子快当妈妈的女人。他的算术水平更是低得让人可笑，问他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他说等于四分之二。他加法减法虽然懂得不多，但是乘法除法却略知一二，会说“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俩二一添作五”。
部队的征兵人员知道农村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不是太多，注重的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对文化程度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对虚报文化程度的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候两只眼睛都闭上。我们县有四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有一所高中和四所初中，在校学生不足两千个。而且，由于“大革文化命”，停课搞运动，绝大多数老师受到批斗，无法教学，学生们在学校并没有上过几天正经课，要说学的文化知识，那是屁松屁松！
我还有一项义务，就是帮助杨箩筐写家信、读家信。
给箩筐家里写信的时候，我把他想说的意思在废纸上起个草，先念给他听，修改后再抄到信纸上。箩筐认真地把我写好信纸折迭起来，装进信封，粘贴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连部交给通讯员盖免费三角章发走。
箩筐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像小孩子过年收到压岁钱一样高兴。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封、念信的时候，他用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支愣着耳朵，半张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来的每一个字。一直到我念完了此致、敬礼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后，他还总是止不住地再问一句：完了？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箩筐家里的来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来的，他们每次都是请生产队的老会计写信，语言半文半白，字体龙飞凤舞，我有时候连猜带估的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有一天，箩筐递给我的信封上，字体忸怩，十分生疏，我撕开封口，发现署名是“秋花”——箩筐上过两年小学的对象，便展开信纸，不假思索地开始念：“箩筐你好，我生了！”
箩筐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寄地插话问我：“什么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来了！”
我念完这句话，直埋怨箩筐：“你咋没到季节就播种了呢！“斗私批修”的时候可是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
箩筐变了脸色，惊恐地说：“我是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才认识秋花的，在到部队来的前两天晚上，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她主动提出来的，我当时只是“私字一闪念”，谁知道怎么就、就------“
我安慰箩筐：“别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说明她那块土地肥沃，你的种子优良。”
我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了，人们常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到部队还不到六个月，秋花的肚子难道与别的女人不一样？
这件事我报告给班长，班长报告给排长，排长又向指导员报告了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多数人表示气愤，主张箩筐与秋花吹了，或者回家去杀了那头偷吃别人草料的跳槽驴。也有人劝箩筐说：这事算了，管他谁的种子，播到你的地里，长大了就是你的庄稼，反正将来秋花生的孩子管你叫爸。
我知道在与秋花吹与不吹这个问题上，箩筐很难下决心，默许这件事，心里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与秋花吹了，自己没文化，家里又穷，很难再找个对象。为了给秋花家送彩礼，家中已经把能换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变卖了，现在除了一点裹腹的口粮，已经是风扫地，月点灯，太阳照身暧烘烘。
机关政治协理员室以组织的名义给箩筐家乡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发函，请他们调查此事。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复函答复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在秋花她们村驻队的时候，与秋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公社革命委员会已经对那个副主任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方还说，秋花与箩筐只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没有领取结婚证书，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那个副主任谈不上是破坏军婚，只是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
箩筐与秋花最后没有“吹”，1970年冬天从部队复员后，他与抱着别人孩子的秋花结了婚。
警卫通信连的战士们都说杨箩筐是“种瓜得豆”。(未完待续。)
秦大川是我的老首长，我们笑称他为“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兵”，是因为他参军到了北京之后，从普通战士一直干到副军职领导干部。秦大川现在已经退休，以下记录的是他给我们讲述的他在北京当新兵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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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1968年参军来到令很多人向往的首都北京。与我一起入伍的那批农村兵，大部分是小学文化，有一小部分是文盲，还有一小部分是初中毕业生，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凤毛麟角，在新兵中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驻在北京郊区的某部机关警卫通信连一排二班当战士。
一排二班班长崔永来是个已经服役两年多的老兵，他让我和从同一个公社一起入伍的老乡杨箩筐结成“一对红”，开展一帮一活动，可能考虑我是有知识的“老三届”，能说会讲，大批判稿也写得不错，可以帮助箩筐学习文化；而杨箩筐是个只知道学校大门朝那边开，但是从来没有进去念过书，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他的力气大，投掷手榴弹一出手就是四十多米，能够在军事训练和干体力活的时候帮助我。
杨箩筐从小在田地里干惯了农活，力气的确是很大。晚上紧急集合，连着跑两千米，大气都不喘一口，我跑到后半程，一只手悄悄地拉着他的背包带还跟不上队伍。到机关农场参加劳动，每人四垅麦子，我腰酸腿疼的刚割到地中间，杨箩筐已经割到地那头返回来接应我了。
杨箩筐看见书本就发懵，听说学习就头疼，为了教他学文化，我是伤透了脑筋。
人们经常形容文盲的一句话是“目不识丁”，为了形象教学，我从墙角里捡了半截铁钉子，让杨箩筐先学习认识“丁”字。还捡了一大一小两个石头蛋子，让他学习认“大”字和“小”字。
箩筐握惯了锄把子的手捏着笔杆子显得特别费劲，学写字的时候手里的铅笔在纸上一戳一个洞。
“学写字不是捅马蜂窝，劲要用得轻一些。”我对他说。
不过，箩筐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午饭后和晚饭后，我们都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伙一般在宿舍外边嬉戏打闹，只有箩筐在屋子里爬在床板上撅着屁股练习写字。
过了两天，我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个“大”字，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说不出，我就拿出大石头蛋子启发他。箩筐想了想说，这念“大石头”。我说，这不念大石头，是念“大”！我又在纸上写了个“丁”字，把半截铁钉子也放在旁边，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看了看说，这念“小铁棍”，噢，不对了，这个字应该念“小”。
我哭笑不得。
按照要求，部队征兵的时候不能接收没有文化的青年入伍，但杨箩筐的叔伯哥哥是他们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他不但让杨箩筐报名当了兵，还在文化程度一栏里给他填了个“小学毕业”。当时，农村青年为了能当上兵，虚报学历的现象并不少见，与我分在同一个班的新兵梁继亭，只上了两年半小学，学历那一栏里却填了个“初中毕业”。梁继亭的语文水平很低，汉语拼音一点不会，问他“声母”是什么？他说生母就是亲娘；问他“韵母”是什么？他说孕母就是肚子里怀了孩子快当妈妈的女人。他的算术水平更是低得让人可笑，问他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他说等于四分之二。他加法减法虽然懂得不多，但是乘法除法却略知一二，会说“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俩二一添作五”。
部队的征兵人员知道农村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不是太多，注重的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对文化程度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对虚报文化程度的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候两只眼睛都闭上。我们县有四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有一所高中和四所初中，在校学生不足两千个。而且，由于“大革文化命”，停课搞运动，绝大多数老师受到批斗，无法教学，学生们在学校并没有上过几天正经课，要说学的文化知识，那是屁松屁松！
我还有一项义务，就是帮助杨箩筐写家信、读家信。
给箩筐家里写信的时候，我把他想说的意思在废纸上起个草，先念给他听，修改后再抄到信纸上。箩筐认真地把我写好信纸折迭起来，装进信封，粘贴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连部交给通讯员盖免费三角章发走。
箩筐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像小孩子过年收到压岁钱一样高兴。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封、念信的时候，他用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支愣着耳朵，半张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来的每一个字。一直到我念完了此致、敬礼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后，他还总是止不住地再问一句：完了？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箩筐家里的来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来的，他们每次都是请生产队的老会计写信，语言半文半白，字体龙飞凤舞，我有时候连猜带估的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有一天，箩筐递给我的信封上，字体忸怩，十分生疏，我撕开封口，发现署名是“秋花”——箩筐上过两年小学的对象，便展开信纸，不假思索地开始念：“箩筐你好，我生了！”
箩筐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寄地插话问我：“什么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来了！”
我念完这句话，直埋怨箩筐：“你咋没到季节就播种了呢！“斗私批修”的时候可是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
箩筐变了脸色，惊恐地说：“我是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才认识秋花的，在到部队来的前两天晚上，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她主动提出来的，我当时只是“私字一闪念”，谁知道怎么就、就------“
我安慰箩筐：“别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说明她那块土地肥沃，你的种子优良。”
我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了，人们常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到部队还不到六个月，秋花的肚子难道与别的女人不一样？
这件事我报告给班长，班长报告给排长，排长又向指导员报告了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多数人表示气愤，主张箩筐与秋花吹了，或者回家去杀了那头偷吃别人草料的跳槽驴。也有人劝箩筐说：这事算了，管他谁的种子，播到你的地里，长大了就是你的庄稼，反正将来秋花生的孩子管你叫爸。
我知道在与秋花吹与不吹这个问题上，箩筐很难下决心，默许这件事，心里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与秋花吹了，自己没文化，家里又穷，很难再找个对象。为了给秋花家送彩礼，家中已经把能换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变卖了，现在除了一点裹腹的口粮，已经是风扫地，月点灯，太阳照身暧烘烘。
机关政治协理员室以组织的名义给箩筐家乡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发函，请他们调查此事。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复函答复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在秋花她们村驻队的时候，与秋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公社革命委员会已经对那个副主任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方还说，秋花与箩筐只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没有领取结婚证书，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那个副主任谈不上是破坏军婚，只是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
箩筐与秋花最后没有“吹”，1970年冬天从部队复员后，他与抱着别人孩子的秋花结了婚。
警卫通信连的战士们都说杨箩筐是“种瓜得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