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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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写了朱高炽的死，很多书友们纷纷探讨朱高炽的死因，小景略微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三种。
嗜欲过度、中毒而死，被太子朱瞻基弑君。
嗜欲过度的来源，无非是《明史》记载，大臣李时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一奏疏，其中有劝仁宗谨嗜欲之语，并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仁宗直至垂危之际，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仁宗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继仁宗即位的宣宗皇帝，曾御审李时勉：“尔小巨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
李时勉叩首答曰：“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宣宗叹息称李时勉“忠”，复其官（《明史·李时勉传》）。 这里的意思，朱高炽死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登基后，因明白自己父亲嗜欲，所以并没有为难李时勉所奏为非。
中毒而死，多是来源明人陆（金弋）《病逸漫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述：“但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仁宗时一太监之日，当有一定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明史·罗汝敬传》中也有记载：“宣宗初，（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曰：‘……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险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见，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朱瞻基弑父有关。仁宗生性温厚懦弱，理政能力差，且嗜欲享乐，成祖生前对他大为不满，只因“礼教”和“祖训”的关系，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成祖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仁宗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相反，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成祖在世时，深得成祖赏识，他还竭力为其父保全储位出力。成祖死后，仁宗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他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戒之语。然朱瞻基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为此可能不顾骨肉亲情。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亲信，他按预先密谋，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卒。朱瞻基离京后，不按应循日程行进，而直奔南京。离南京前，南京城中已“传言仁宗上宾”，须知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亦无如今的传播手段，可见仁宗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像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于途中等待赍诏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抵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宣宗实录》卷一）显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以上三种，我认为除第一种第二种有可能外，第三种可能纯属扯淡，也许我这么说，很多人不服气啊，毕竟世间的事情，不是空缺来风，有因必有果。
对此我们来分析一下。
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洪武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觉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变有着很大的作用。
朱棣在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就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中期以后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将朱瞻基带在身边，让他了解如何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太孙了解农家的艰辛，让他以后作一位爱民的好皇帝。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都已经得到了满朝文武百官，甚至是大明王朝所有人认可的事情，只需按部就班的耐心等待自己父亲驾崩后，顺利接掌皇位，何须去毒害自己的父亲呢，再者朱瞻基习武，又在翰林学士的指导下学习儒家学术。虽然他也有他父亲的那种学习经籍和文学的天资，但作为一个青年，他尤其是一个杰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朱棣尚武，常带朱瞻基离开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长得健壮，生气勃勃的朱瞻基十五岁的时候，就被永乐帝带去参加第二次远征蒙古的战役，可以说二十八岁的朱瞻基身强力壮，正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等不到皇位。
相反，朱高炽自小体弱多病，朱棣就对朱高熙说过：“世子多疾，自勉之”。的话儿，才让朱高熙一直有了争夺皇位的心，从朱棣登基后的太子争斗中来看， 满朝文武除杨荣，杨士奇、杨博、夏元吉等人坚决的太子dang之外，其余多半都投靠了朱高煦，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朱高炽身体不好，据《明史》载朱棣当年曾对朱高煦说过“世子多疾，自勉之”的话。可以知道仁宗身体很不好，这一点从（《明史·李时勉传》）中“李时勉叩首答曰：“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宣宗叹息称李时勉“忠”，复其官。 这里的意思，朱高炽死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登基后，因明白自己父亲嗜欲，所以并没有为难李时勉所奏为非，可见朱高炽的身子确实有病，而且还好色。这样的一个人，在登基后贪欲好色，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我想不用我多说，诸位也能猜得出来。
也许有书友说我胡说，这一点可以通过史料证明。
“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病逸漫记》。
“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明史罗汝敬传》
“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明史·李时勉传》）
“洪熙沉于酒色，听政之时，百官莫知朝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我们知道，明朝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废除丞相制度，将皇权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这样的一个工作量，朱元璋、朱棣能做，但身子不好的朱高炽绝对做不了，但他永乐二十二年（即皇位。以次年为洪熙元年。册妃张氏为皇后，立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即位初，罢下西洋宝船，赴西部市马及云南采办，又重设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书兼之。派御史巡察边卫，又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在位期间，减轻刑法，对开封、山东等地赈灾免粮。用人、行政，均得后人称善。有于阗、琉球、占城、哈密、瓦刺等进贡，短短的一年里做出这样的功绩，可想而知每天要做多少事。
若说这两点，大家或许还有些不信的话，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
大家都知道《明史》从头到尾都由满清皇帝终审定稿。1645年，满清统治者设立史馆，拟修《明史》。但因为当时政局未稳，南方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所以实际上修撰工作只是处在准备阶段而并未全面展开。满清之所以做出这个修史姿态，一是为了借此宣布明朝已经结束，二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老和降清汉臣。
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修史的条件似乎才成熟，康熙这才下旨全面启动《明史》的修撰工作。直到康熙、雍正先后死去的1739年（乾隆四年），历九十多年，经三度修撰、编辑和删改的《明史稿》终于定稿（武英殿本）并公开刊印和发行。
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工，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下旨全面改修《明史》中的《本纪》部分（也包括《列传》等部分），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这部重新勘改完毕的新本《明史》乃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本的《明史》可谓为丑化明朝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蒙元修《宋史》（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史书）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惟独满清，修一部明历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中的用意，不用我多说相信诸位也能看得出一点。
最重要的是，清朝在修《明史》中毁弃了大量明朝史料，到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再次修改《明史》，这其中对明朝的皇帝，大臣进行了不少改编和丑化，更刻意贬低了对明朝皇帝的评价。
比如，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经改修后的“英宗赞”则这样评价英宗说：“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再如，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的评价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 只要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库”本《明史》对比校读，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朝十几位皇帝中，至少在景帝、英宗、武宗、宪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纪中，对传主的评语都有了显著的修改。经过这样的修改，明朝皇帝给后人的印象就在总体上就突出了“明朝多昏君”的特点，最大的丑化莫过于明成祖残杀建文帝遗臣和屠杀宫女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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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明史》中记述方孝孺等人之夷族诛死仅用了“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十五字，而在“四库”本《明史本纪》中则改为了这样的叙述：“丁丑，召方孝孺草登基诏，孝孺投笔，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很显然，无论是原本还是四库本的《明史》，都没有明成祖夷方孝儒十族的记载——。
但这么一改，明成祖就成了以残酷的同磔刑处死方孝孺等建文朝大臣的皇帝了（夷族只是杀人多，统施斩首之刑，自然不在酷刑之列），就成了一个以残暴著称的皇帝了。而被污蔑的明成祖所谓活剐三千宫女说在正史档案中根本找不到相关文献。
试想这样的一本史书，都不曾出现朱瞻基弑父的记载，要知道当年清朝人算是满意，汉人是极为抵触情节的，所以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了达到满汉一家，也为了各自政治上的需要，编修的《明史》中对明朝的皇帝多有贬损的，试想朱瞻基当真做了弑父的事情，按照清朝皇帝的需要，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从这一点上足以说明，朱瞻基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再者，明朝的史书方面除了清朝编修的《明史》外，还有一本就是《明实录》按照明代体制，嗣君登极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藏之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年）后，转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借阅参考。
所以其中的：一诏、二诰、三制、四敕、五册文、六谕、七书、八符、九令、十檄；凡下所上亦有十：一题、二奏启、三表笺、四讲章、五书状、六文册、七揭帖、八会议、九露布、十译。”它们是编纂《明实录》主要依据的原始资料，可谓是最为真实的记录，就是这样的记录中，《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对朱高炽的死都只字不提其死因，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朱瞻基弑父的记载。
这样说来，朱高炽死于心脏病或者什么突发性疾病猝死是极有可能的，至于什么朱瞻基谋杀，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因为5月12日驾崩，当时朱瞻基还在南京，6月3日才抵达良乡，按照过去的交通条件，这样的时间与事实还是比较接近的，应该不存在他用毒物将他爹害死的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吧，因为朱瞻基当时刚刚成年，还不至于这么着急地等着登基。至于为什么在山东乐安随时准备造反的朱高煦没有在半道上将朱瞻基劫到，我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朱高炽原本就是猝死，在朱高炽没死之前，朱高煦是不敢造反的，否则要杀朱瞻基的话他在朱瞻基去南京的时候就将朱瞻基杀了，何必还等朱瞻基从南京回来；二是过去帝王的死是非常敏感和重大事件，在托孤大臣们没有把握控制局势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秘不发丧的，朱高炽也不一定知道朱高炽就要死，因为当时他才四十八岁且是猝死，朱高煦也不是算命的，他怎么会知道朱高炽要死呢，朱高炽死亡的消息是朱瞻基于6月3日到达北京城时才开始发丧的；三是尽管朱高煦狼子野心，但是过去人是比较规矩的，尤其是做造反这样的大事，那必须是师出有名的，不能先偷偷将朱瞻基杀了然后再无理由地宣布造反，他要是敢那样做，那这个人就不是皇帝了。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原因的排查，我更相信朱高炽是由于心脏病或者什么突发性疾病猝死，八百里加急赶到南京后，朱瞻基星夜兼程在半个月内赶到北京，随后将朱高炽的死通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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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写了朱高炽的死，很多书友们纷纷探讨朱高炽的死因，小景略微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三种。
嗜欲过度、中毒而死，被太子朱瞻基弑君。
嗜欲过度的来源，无非是《明史》记载，大臣李时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一奏疏，其中有劝仁宗谨嗜欲之语，并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仁宗直至垂危之际，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仁宗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继仁宗即位的宣宗皇帝，曾御审李时勉：“尔小巨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
李时勉叩首答曰：“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宣宗叹息称李时勉“忠”，复其官（《明史·李时勉传》）。 这里的意思，朱高炽死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登基后，因明白自己父亲嗜欲，所以并没有为难李时勉所奏为非。
中毒而死，多是来源明人陆（金弋）《病逸漫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述：“但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仁宗时一太监之日，当有一定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明史·罗汝敬传》中也有记载：“宣宗初，（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曰：‘……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险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见，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朱瞻基弑父有关。仁宗生性温厚懦弱，理政能力差，且嗜欲享乐，成祖生前对他大为不满，只因“礼教”和“祖训”的关系，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成祖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仁宗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相反，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成祖在世时，深得成祖赏识，他还竭力为其父保全储位出力。成祖死后，仁宗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他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戒之语。然朱瞻基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为此可能不顾骨肉亲情。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亲信，他按预先密谋，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卒。朱瞻基离京后，不按应循日程行进，而直奔南京。离南京前，南京城中已“传言仁宗上宾”，须知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亦无如今的传播手段，可见仁宗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像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于途中等待赍诏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抵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宣宗实录》卷一）显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以上三种，我认为除第一种第二种有可能外，第三种可能纯属扯淡，也许我这么说，很多人不服气啊，毕竟世间的事情，不是空缺来风，有因必有果。
对此我们来分析一下。
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洪武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觉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变有着很大的作用。
朱棣在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就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中期以后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将朱瞻基带在身边，让他了解如何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太孙了解农家的艰辛，让他以后作一位爱民的好皇帝。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都已经得到了满朝文武百官，甚至是大明王朝所有人认可的事情，只需按部就班的耐心等待自己父亲驾崩后，顺利接掌皇位，何须去毒害自己的父亲呢，再者朱瞻基习武，又在翰林学士的指导下学习儒家学术。虽然他也有他父亲的那种学习经籍和文学的天资，但作为一个青年，他尤其是一个杰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朱棣的注意。朱棣尚武，常带朱瞻基离开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长得健壮，生气勃勃的朱瞻基十五岁的时候，就被永乐帝带去参加第二次远征蒙古的战役，可以说二十八岁的朱瞻基身强力壮，正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等不到皇位。
相反，朱高炽自小体弱多病，朱棣就对朱高熙说过：“世子多疾，自勉之”。的话儿，才让朱高熙一直有了争夺皇位的心，从朱棣登基后的太子争斗中来看， 满朝文武除杨荣，杨士奇、杨博、夏元吉等人坚决的太子dang之外，其余多半都投靠了朱高煦，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朱高炽身体不好，据《明史》载朱棣当年曾对朱高煦说过“世子多疾，自勉之”的话。可以知道仁宗身体很不好，这一点从（《明史·李时勉传》）中“李时勉叩首答曰：“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宣宗叹息称李时勉“忠”，复其官。 这里的意思，朱高炽死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登基后，因明白自己父亲嗜欲，所以并没有为难李时勉所奏为非，可见朱高炽的身子确实有病，而且还好色。这样的一个人，在登基后贪欲好色，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我想不用我多说，诸位也能猜得出来。
也许有书友说我胡说，这一点可以通过史料证明。
“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病逸漫记》。
“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明史罗汝敬传》
“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明史·李时勉传》）
“洪熙沉于酒色，听政之时，百官莫知朝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我们知道，明朝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废除丞相制度，将皇权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空前忙碌的皇帝，后人据史书记载统计，仅在洪武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就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平均日处理200多件。这使他感到十分劳累，所以他对身边的侍从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这样的一个工作量，朱元璋、朱棣能做，但身子不好的朱高炽绝对做不了，但他永乐二十二年（即皇位。以次年为洪熙元年。册妃张氏为皇后，立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即位初，罢下西洋宝船，赴西部市马及云南采办，又重设三公、三孤官，以公、侯、伯、尚书兼之。派御史巡察边卫，又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在位期间，减轻刑法，对开封、山东等地赈灾免粮。用人、行政，均得后人称善。有于阗、琉球、占城、哈密、瓦刺等进贡，短短的一年里做出这样的功绩，可想而知每天要做多少事。
若说这两点，大家或许还有些不信的话，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
大家都知道《明史》从头到尾都由满清皇帝终审定稿。1645年，满清统治者设立史馆，拟修《明史》。但因为当时政局未稳，南方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所以实际上修撰工作只是处在准备阶段而并未全面展开。满清之所以做出这个修史姿态，一是为了借此宣布明朝已经结束，二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老和降清汉臣。
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修史的条件似乎才成熟，康熙这才下旨全面启动《明史》的修撰工作。直到康熙、雍正先后死去的1739年（乾隆四年），历九十多年，经三度修撰、编辑和删改的《明史稿》终于定稿（武英殿本）并公开刊印和发行。
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工，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下旨全面改修《明史》中的《本纪》部分（也包括《列传》等部分），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这部重新勘改完毕的新本《明史》乃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本的《明史》可谓为丑化明朝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蒙元修《宋史》（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史书）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惟独满清，修一部明历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中的用意，不用我多说相信诸位也能看得出一点。
最重要的是，清朝在修《明史》中毁弃了大量明朝史料，到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再次修改《明史》，这其中对明朝的皇帝，大臣进行了不少改编和丑化，更刻意贬低了对明朝皇帝的评价。
比如，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经改修后的“英宗赞”则这样评价英宗说：“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再如，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的评价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 只要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库”本《明史》对比校读，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朝十几位皇帝中，至少在景帝、英宗、武宗、宪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纪中，对传主的评语都有了显著的修改。经过这样的修改，明朝皇帝给后人的印象就在总体上就突出了“明朝多昏君”的特点，最大的丑化莫过于明成祖残杀建文帝遗臣和屠杀宫女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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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明史》中记述方孝孺等人之夷族诛死仅用了“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十五字，而在“四库”本《明史本纪》中则改为了这样的叙述：“丁丑，召方孝孺草登基诏，孝孺投笔，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很显然，无论是原本还是四库本的《明史》，都没有明成祖夷方孝儒十族的记载——。
但这么一改，明成祖就成了以残酷的同磔刑处死方孝孺等建文朝大臣的皇帝了（夷族只是杀人多，统施斩首之刑，自然不在酷刑之列），就成了一个以残暴著称的皇帝了。而被污蔑的明成祖所谓活剐三千宫女说在正史档案中根本找不到相关文献。
试想这样的一本史书，都不曾出现朱瞻基弑父的记载，要知道当年清朝人算是满意，汉人是极为抵触情节的，所以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了达到满汉一家，也为了各自政治上的需要，编修的《明史》中对明朝的皇帝多有贬损的，试想朱瞻基当真做了弑父的事情，按照清朝皇帝的需要，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从这一点上足以说明，朱瞻基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再者，明朝的史书方面除了清朝编修的《明史》外，还有一本就是《明实录》按照明代体制，嗣君登极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藏之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年）后，转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借阅参考。
所以其中的：一诏、二诰、三制、四敕、五册文、六谕、七书、八符、九令、十檄；凡下所上亦有十：一题、二奏启、三表笺、四讲章、五书状、六文册、七揭帖、八会议、九露布、十译。”它们是编纂《明实录》主要依据的原始资料，可谓是最为真实的记录，就是这样的记录中，《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对朱高炽的死都只字不提其死因，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朱瞻基弑父的记载。
这样说来，朱高炽死于心脏病或者什么突发性疾病猝死是极有可能的，至于什么朱瞻基谋杀，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因为5月12日驾崩，当时朱瞻基还在南京，6月3日才抵达良乡，按照过去的交通条件，这样的时间与事实还是比较接近的，应该不存在他用毒物将他爹害死的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吧，因为朱瞻基当时刚刚成年，还不至于这么着急地等着登基。至于为什么在山东乐安随时准备造反的朱高煦没有在半道上将朱瞻基劫到，我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朱高炽原本就是猝死，在朱高炽没死之前，朱高煦是不敢造反的，否则要杀朱瞻基的话他在朱瞻基去南京的时候就将朱瞻基杀了，何必还等朱瞻基从南京回来；二是过去帝王的死是非常敏感和重大事件，在托孤大臣们没有把握控制局势的情况下，一般都是秘不发丧的，朱高炽也不一定知道朱高炽就要死，因为当时他才四十八岁且是猝死，朱高煦也不是算命的，他怎么会知道朱高炽要死呢，朱高炽死亡的消息是朱瞻基于6月3日到达北京城时才开始发丧的；三是尽管朱高煦狼子野心，但是过去人是比较规矩的，尤其是做造反这样的大事，那必须是师出有名的，不能先偷偷将朱瞻基杀了然后再无理由地宣布造反，他要是敢那样做，那这个人就不是皇帝了。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原因的排查，我更相信朱高炽是由于心脏病或者什么突发性疾病猝死，八百里加急赶到南京后，朱瞻基星夜兼程在半个月内赶到北京，随后将朱高炽的死通报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