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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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似乎从没帮过母亲提过一次重物。我幼年时，母亲出过远门吗？几乎没有。她除了在家里，就是在造船厂，有好几个周末她挑一担船厂分给职工的木柴，气喘吁吁从江边爬上山坡来，但我没帮过她一次。她迈进六号院子大门，进堂屋后，她搁下木柴，手握着扁担站着，正好逆光，母亲变得陌生，她的腿奇粗，肩加宽，背开始驼，头发混着汗遮住半张脸，故意看不见我。
在我出国后，母亲总在我回重庆看她的时候，与我睡一床。母亲熄了灯，借着窗外光线，与我说着话。她的话像春日细雨，绵绵不断。她说那年春节前父亲与浙江老家的亲弟弟相逢，是大半个世纪唯一的一次。父亲1939年在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行军经过十一个省，最后部队撤离时，他做了逃兵。父亲在重庆船运公司做了水手，在长江上走过多少来回，却从未返回家乡。后来眼睛瞎了，回家乡也没有用了。
父亲那年八十一岁，叔叔七十六岁，在重庆南岸，临江而立的白房子里，他们度过了半个月。分手时，两个人抱头大哭。母亲在一旁看着，也掉泪。
我活到这个年龄，从未见父亲哭过，他与叔叔的语言用哭表示，江水在那时清澈，河床枯干，拿一块木板，就可以轻易地游过长江。
母亲说的是1998年，我已三十六岁。
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父亲哭。父亲哭，心里装满了秘密和委屈，连亲生弟弟也不能说。对母亲何尝不也是一样。
父亲病退回家之前，既是船长，又是领江。他开过最大的一条船，是客轮，从重庆到上海。那次本可接近家乡浙江，但船过三峡，就不让前行了。一船人被整顿检查，他们要父亲交代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他替国民党军队押送军火之事。父亲说，他是被抓着枪逼着干的。
“那你宁肯光荣牺牲，也不必干。”负责整顿的人说。
父亲受到处分，由客轮调到货轮，开长江上游一带。但并未放过他思想改造，整顿的人要他检举还有哪些人，当年也给国民党军队开船运军火？
父亲说，记不得别的什么人。
整顿的人说父亲包庇人，罪加一等。
父亲气得没吃饭，本就缺乏营养他眼花，连日连夜加班，父亲双眼冒金花，从船上掉下江，救起来后，被送入离宜宾最近的县区医院。
父亲与护士认识了。她有个孩子六岁，丈夫到农村搞调查，饥饿加上得病死了。
母亲与我生父在山上，刚下班，身上头发全是汗，母亲用毛巾擦脸。他们还不是情人。母亲说得请假去看丈夫，终于收到了父亲请人拍的电报，他出事了，头摔坏，医院检查出眼睛也有问题。
母亲赶到宜宾，到医院看见护士的第一眼，心里就明白了，对父亲说，她不仅仅是护士。
父亲没有回答。
母亲找到护士家，护士打开门，没有想到，一脸惊讶。母亲发现她的床下有父亲的布鞋，屋外晒着男人的衣服。那布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
母亲走了。
母亲不是嫉妒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父亲伤好后，眼睛确认不能再在船上工作，便回重庆了。
父亲再也没有回宜宾。
母亲在事过三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事。我真想知道父亲怎么想？母亲说父亲不时寄钱给那母女俩，母亲说她们也可怜。
7
我十八岁，弄清自己是一个非婚私生子的身世后，离家出走。无行李一身轻。后来在北京一个文学院作家班读书写作，1989年夏天，学校解散作家班，我在北京东躲西躲三个月后，在十月份转到上海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没有箱子，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大旅行包。我把大包剪开，手缝成两个，容易携带，装所有的书、稿子和少得可怜的衣服。好几个朋友送我到北京火车站。
到上海却无人接，一个人来回搬两个沉甸甸的包，再从车站搬到公共汽车上，汗流浃背。上海啊上海，一到这块土地，就累死累活，我与上海如此结下缘。那段时间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上海租界帮派妓女历史杂书。
从上海到伦敦，年年从中国回到伦敦，行李由多到少，里面都是丈夫要的治感冒、高血压和鼻炎的药。
从未带两个旅行箱回重庆。除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全是带现金。我靠写字挣了多少，剔出自己的生活费，就带多少，给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他们的孩子，读不了重点学校，就要缴费，让母亲垫钱，我再把钱给母亲，让母亲亲手给他们，以便他们对母亲好一点。支持他们的下一代读书，成了我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年逝去，没一个下一代孩子读书成了气候，也没听到他们对我说一声谢谢。人忘性大，不记仇就好。很少听到哥哥姐姐说他们的孩子如何，也听不到侄儿女自己告诉我他们的学习情况。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见了我，叫声姨后，一般不开腔。大概是紧张吧，姨是个作家，说错话，会被笑话，更不知手脚搁哪儿自在。他们有自己的猜想和度尺，可也不能不受自己父母的影响，姨是有坏名声的外婆生的坏女人，从前是这个家的耻辱，今后也是，姨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都与家里背道而驰，不值得尊敬。
这会儿，他们基本都在，对我客气地叫一声姨，算是打了个招呼。两个哥哥帮着大肚猫用一个大塑料口袋收拾盒饭的筷子和盒子，抹桌子。
“六妹，啥子不满意的地方，多说点。”大肚猫对我挤出笑脸。
“她不管事。”三哥打岔地说。
大肚猫对三哥点头哈腰，却一样转过身来，对我说法师会到，保证晚饭吃好。他神秘地说，“晓得吗，弹子石后街有一个女人暴死，埋的时候，棺缝中渗出鲜血来。阴阳先生不让下葬，他用琥珀粉灌服死者，用红花烟熏死者鼻孔。嘿，救活了，从此声名远扬。”大肚猫说他信服法师，法师的一句话就能让他乐滋滋，屁股朝天走路。
这个以丧事为职业的家伙，嘴巴怎么越来越会说。他抬起脸来，看着大门口，高兴地拍了一下胸膛，说，“哈，你看我们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8
阴阳先生是一个七十开外的矮小老头，脸上没任何表情，穿了长褂子，黑布鞋，头上一顶圆盘布帽。他在铁筒炉四周贴了不少花里古叽的纸，在地上铺了一个蒲团，盘膝坐好。面前放着一个铜盆，他又变魔术似的掏出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壶来，闭眼绕身子画个圆弧，站起来，挥着羽毛朝炉火泼洒，口中念念有词，这样过去了十分钟，他睁开眼睛看大肚猫。
大肚猫走到他跟前。
他对大肚猫低声说着什么。
大肚猫在围了好几层看热闹的人群里对三哥打了手势，两人到边上嘀咕。三哥找二姐小姐姐五哥还有舅舅等亲戚。他们在讨论什么。最后，三哥拿了一支笔，大肚猫从阴阳先生那儿接过一张符纸，让三哥在上面写上生辰八字，交还给阴阳先生。
阴阳先生双手捧在手上，对着天光照，反过来又照，突然火焰从手心腾起，那符纸烧起来。
“大力降魔扭转乾坤法。”他头不停地摇摆，像个球转动，只能看到一道白圈，最后白圈转成一个脑袋，朝天叫道：“风来吧！”
话音落地，一阵狂风涌来，那页符纸被风卷到铁筒炉子上，一瞬间无影无踪。阴阳先生朝炉子走去，双手合十，闭目念咒语，朝大肚猫点下头。
“搞妥当了。”大肚猫对厨师说，“先烧锅开水泡茶吧。”
大肚猫转身与三哥耳语，三哥一听，“这么多？”
“阴阳先生出趟门就这个价。”
三哥不情愿地从裤袋里掏出一叠一百元的钞票，仔细地数了二十张，递过去。大肚猫拿过去交给阴阳先生，送阴阳先生上中学街，我发现此人灰白的头发有一缕掉出帽子，像女人那么长，这人就是个女的。
大肚猫返回后，我问他。
他说：很难说那人是女是男，外号阴阳先生，明指他通阴阳两界，暗指他是阴阳人，长有男女双器官。以前做过巫婆，火眼低，懂死人语言，此人又懂法术，叫他法士更准确。不过在他们这个行道，都尊称他阴阳先生。
三哥在院内坝子桌子前，用笔在一个小本子记账。大姐下楼梯，一脸通红，没走到三哥跟前就嚷开了：“嗬，三弟，啷个回事嘛？”
三哥当没听见。
她又叫：“三弟，说说清楚。”
三哥没好气地说：“你没看我忙着吗？有事等哈儿再说。”埋下头算自己的账。
她一向有些惧他，便气鼓鼓跑上楼梯。我紧跟了上去，一直走到母亲房子里。
“我不在，就把我的生辰八字烧去送给妈。二妹，没你做主，三娃子不敢。再说要烧，起码也要跟我商量一下。”
“大姐，这是大家的决定。你是家中老大，应该像个老大的样子。”二姐说。
大姐转身看到我，马上说：“那啷个不烧六妹的生辰八字？”
“她不适合。”
“不适合，我看你是巴儿狗，嘴里说破她，心里却惧她。”
“有月经或身孕的人，还有守寡之人，法师不要。”二姐小声地说。
大姐狐疑地看着我，我也吃惊。精明的二姐眼睛真毒，竟然看出端迹。令我吃惊的还不是这个，若我符合条件，那么首选的人必然是我。大姐仍不停嘴，说是在农村，她就见识过阴阳先生的厉害，把谁的八字写在符纸上，给母亲烧去，这个人日后就早些去陪母亲。一句话就是早死。这折寿就能驱掉在铁筒炉上作的咒语。
“各人表一副孝心，你那套怪理论，傻瓜才信。”
“到此为止。”二姐说。
“好个到此为止！”大姐越说火气越大，“二妹，你比我从来多长了个心眼。你要烧，怎么不烧你自己？”
“你在咒我！”
“我就是要咒你！从小我让着你，现在妈不在了，我为啥子还要让着你，你以为你在家永远是老大！这口气我忍了几十年，大姐我告诉你，二妹，从今个儿起，我偏不听你的，看你拿我咋办？”
我打断大姐，“大姐不要说了，你看二姐不行了。”
二姐喘气急速，她整个身体倚在桌子上，脸发白。二姐夫从里面房间里出来，说得马上到医院输氧！
他背起二姐就走。大姐要跟去，我一把拦住她，我说我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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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从没帮过母亲提过一次重物。我幼年时，母亲出过远门吗？几乎没有。她除了在家里，就是在造船厂，有好几个周末她挑一担船厂分给职工的木柴，气喘吁吁从江边爬上山坡来，但我没帮过她一次。她迈进六号院子大门，进堂屋后，她搁下木柴，手握着扁担站着，正好逆光，母亲变得陌生，她的腿奇粗，肩加宽，背开始驼，头发混着汗遮住半张脸，故意看不见我。
在我出国后，母亲总在我回重庆看她的时候，与我睡一床。母亲熄了灯，借着窗外光线，与我说着话。她的话像春日细雨，绵绵不断。她说那年春节前父亲与浙江老家的亲弟弟相逢，是大半个世纪唯一的一次。父亲1939年在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行军经过十一个省，最后部队撤离时，他做了逃兵。父亲在重庆船运公司做了水手，在长江上走过多少来回，却从未返回家乡。后来眼睛瞎了，回家乡也没有用了。
父亲那年八十一岁，叔叔七十六岁，在重庆南岸，临江而立的白房子里，他们度过了半个月。分手时，两个人抱头大哭。母亲在一旁看着，也掉泪。
我活到这个年龄，从未见父亲哭过，他与叔叔的语言用哭表示，江水在那时清澈，河床枯干，拿一块木板，就可以轻易地游过长江。
母亲说的是1998年，我已三十六岁。
我喜欢会哭的人，但我不喜欢父亲哭。父亲哭，心里装满了秘密和委屈，连亲生弟弟也不能说。对母亲何尝不也是一样。
父亲病退回家之前，既是船长，又是领江。他开过最大的一条船，是客轮，从重庆到上海。那次本可接近家乡浙江，但船过三峡，就不让前行了。一船人被整顿检查，他们要父亲交代1949年共产党解放重庆时他替国民党军队押送军火之事。父亲说，他是被抓着枪逼着干的。
“那你宁肯光荣牺牲，也不必干。”负责整顿的人说。
父亲受到处分，由客轮调到货轮，开长江上游一带。但并未放过他思想改造，整顿的人要他检举还有哪些人，当年也给国民党军队开船运军火？
父亲说，记不得别的什么人。
整顿的人说父亲包庇人，罪加一等。
父亲气得没吃饭，本就缺乏营养他眼花，连日连夜加班，父亲双眼冒金花，从船上掉下江，救起来后，被送入离宜宾最近的县区医院。
父亲与护士认识了。她有个孩子六岁，丈夫到农村搞调查，饥饿加上得病死了。
母亲与我生父在山上，刚下班，身上头发全是汗，母亲用毛巾擦脸。他们还不是情人。母亲说得请假去看丈夫，终于收到了父亲请人拍的电报，他出事了，头摔坏，医院检查出眼睛也有问题。
母亲赶到宜宾，到医院看见护士的第一眼，心里就明白了，对父亲说，她不仅仅是护士。
父亲没有回答。
母亲找到护士家，护士打开门，没有想到，一脸惊讶。母亲发现她的床下有父亲的布鞋，屋外晒着男人的衣服。那布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
母亲走了。
母亲不是嫉妒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父亲伤好后，眼睛确认不能再在船上工作，便回重庆了。
父亲再也没有回宜宾。
母亲在事过三十多年后，还记得这事。我真想知道父亲怎么想？母亲说父亲不时寄钱给那母女俩，母亲说她们也可怜。
7
我十八岁，弄清自己是一个非婚私生子的身世后，离家出走。无行李一身轻。后来在北京一个文学院作家班读书写作，1989年夏天，学校解散作家班，我在北京东躲西躲三个月后，在十月份转到上海一所大学中文系读书。没有箱子，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大旅行包。我把大包剪开，手缝成两个，容易携带，装所有的书、稿子和少得可怜的衣服。好几个朋友送我到北京火车站。
到上海却无人接，一个人来回搬两个沉甸甸的包，再从车站搬到公共汽车上，汗流浃背。上海啊上海，一到这块土地，就累死累活，我与上海如此结下缘。那段时间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上海租界帮派妓女历史杂书。
从上海到伦敦，年年从中国回到伦敦，行李由多到少，里面都是丈夫要的治感冒、高血压和鼻炎的药。
从未带两个旅行箱回重庆。除了自己的换洗衣服，全是带现金。我靠写字挣了多少，剔出自己的生活费，就带多少，给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他们的孩子，读不了重点学校，就要缴费，让母亲垫钱，我再把钱给母亲，让母亲亲手给他们，以便他们对母亲好一点。支持他们的下一代读书，成了我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年逝去，没一个下一代孩子读书成了气候，也没听到他们对我说一声谢谢。人忘性大，不记仇就好。很少听到哥哥姐姐说他们的孩子如何，也听不到侄儿女自己告诉我他们的学习情况。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见了我，叫声姨后，一般不开腔。大概是紧张吧，姨是个作家，说错话，会被笑话，更不知手脚搁哪儿自在。他们有自己的猜想和度尺，可也不能不受自己父母的影响，姨是有坏名声的外婆生的坏女人，从前是这个家的耻辱，今后也是，姨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都与家里背道而驰，不值得尊敬。
这会儿，他们基本都在，对我客气地叫一声姨，算是打了个招呼。两个哥哥帮着大肚猫用一个大塑料口袋收拾盒饭的筷子和盒子，抹桌子。
“六妹，啥子不满意的地方，多说点。”大肚猫对我挤出笑脸。
“她不管事。”三哥打岔地说。
大肚猫对三哥点头哈腰，却一样转过身来，对我说法师会到，保证晚饭吃好。他神秘地说，“晓得吗，弹子石后街有一个女人暴死，埋的时候，棺缝中渗出鲜血来。阴阳先生不让下葬，他用琥珀粉灌服死者，用红花烟熏死者鼻孔。嘿，救活了，从此声名远扬。”大肚猫说他信服法师，法师的一句话就能让他乐滋滋，屁股朝天走路。
这个以丧事为职业的家伙，嘴巴怎么越来越会说。他抬起脸来，看着大门口，高兴地拍了一下胸膛，说，“哈，你看我们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8
阴阳先生是一个七十开外的矮小老头，脸上没任何表情，穿了长褂子，黑布鞋，头上一顶圆盘布帽。他在铁筒炉四周贴了不少花里古叽的纸，在地上铺了一个蒲团，盘膝坐好。面前放着一个铜盆，他又变魔术似的掏出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壶来，闭眼绕身子画个圆弧，站起来，挥着羽毛朝炉火泼洒，口中念念有词，这样过去了十分钟，他睁开眼睛看大肚猫。
大肚猫走到他跟前。
他对大肚猫低声说着什么。
大肚猫在围了好几层看热闹的人群里对三哥打了手势，两人到边上嘀咕。三哥找二姐小姐姐五哥还有舅舅等亲戚。他们在讨论什么。最后，三哥拿了一支笔，大肚猫从阴阳先生那儿接过一张符纸，让三哥在上面写上生辰八字，交还给阴阳先生。
阴阳先生双手捧在手上，对着天光照，反过来又照，突然火焰从手心腾起，那符纸烧起来。
“大力降魔扭转乾坤法。”他头不停地摇摆，像个球转动，只能看到一道白圈，最后白圈转成一个脑袋，朝天叫道：“风来吧！”
话音落地，一阵狂风涌来，那页符纸被风卷到铁筒炉子上，一瞬间无影无踪。阴阳先生朝炉子走去，双手合十，闭目念咒语，朝大肚猫点下头。
“搞妥当了。”大肚猫对厨师说，“先烧锅开水泡茶吧。”
大肚猫转身与三哥耳语，三哥一听，“这么多？”
“阴阳先生出趟门就这个价。”
三哥不情愿地从裤袋里掏出一叠一百元的钞票，仔细地数了二十张，递过去。大肚猫拿过去交给阴阳先生，送阴阳先生上中学街，我发现此人灰白的头发有一缕掉出帽子，像女人那么长，这人就是个女的。
大肚猫返回后，我问他。
他说：很难说那人是女是男，外号阴阳先生，明指他通阴阳两界，暗指他是阴阳人，长有男女双器官。以前做过巫婆，火眼低，懂死人语言，此人又懂法术，叫他法士更准确。不过在他们这个行道，都尊称他阴阳先生。
三哥在院内坝子桌子前，用笔在一个小本子记账。大姐下楼梯，一脸通红，没走到三哥跟前就嚷开了：“嗬，三弟，啷个回事嘛？”
三哥当没听见。
她又叫：“三弟，说说清楚。”
三哥没好气地说：“你没看我忙着吗？有事等哈儿再说。”埋下头算自己的账。
她一向有些惧他，便气鼓鼓跑上楼梯。我紧跟了上去，一直走到母亲房子里。
“我不在，就把我的生辰八字烧去送给妈。二妹，没你做主，三娃子不敢。再说要烧，起码也要跟我商量一下。”
“大姐，这是大家的决定。你是家中老大，应该像个老大的样子。”二姐说。
大姐转身看到我，马上说：“那啷个不烧六妹的生辰八字？”
“她不适合。”
“不适合，我看你是巴儿狗，嘴里说破她，心里却惧她。”
“有月经或身孕的人，还有守寡之人，法师不要。”二姐小声地说。
大姐狐疑地看着我，我也吃惊。精明的二姐眼睛真毒，竟然看出端迹。令我吃惊的还不是这个，若我符合条件，那么首选的人必然是我。大姐仍不停嘴，说是在农村，她就见识过阴阳先生的厉害，把谁的八字写在符纸上，给母亲烧去，这个人日后就早些去陪母亲。一句话就是早死。这折寿就能驱掉在铁筒炉上作的咒语。
“各人表一副孝心，你那套怪理论，傻瓜才信。”
“到此为止。”二姐说。
“好个到此为止！”大姐越说火气越大，“二妹，你比我从来多长了个心眼。你要烧，怎么不烧你自己？”
“你在咒我！”
“我就是要咒你！从小我让着你，现在妈不在了，我为啥子还要让着你，你以为你在家永远是老大！这口气我忍了几十年，大姐我告诉你，二妹，从今个儿起，我偏不听你的，看你拿我咋办？”
我打断大姐，“大姐不要说了，你看二姐不行了。”
二姐喘气急速，她整个身体倚在桌子上，脸发白。二姐夫从里面房间里出来，说得马上到医院输氧！
他背起二姐就走。大姐要跟去，我一把拦住她，我说我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