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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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共产党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解放前，我之所以参加革命，不是为了钱。为了钱我就不用参加革命了，我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唱的《国歌》、《国际歌》，讲的是什么？难道新中国建设，就是为了钱吗？为了发财致富吗？‘共产’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吗？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献出生命迎回来的社会竟然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会怎么想？主席说过：‘几千万人头落地啊，我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有没有人认真想一想这个问题。新中国到底新在什么地方？现在有没有剥削，有没有压迫，那么多的黄赌毒是怎么回事？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研究，不能熟视无睹。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搞不清楚，怎么发展，怎么向人民交代，怎么好意思百年之后到地下去见马克思，见主席，到时候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主席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两个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我老了，但还没有糊涂。脑子还会思考问题。我前一段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我的困惑和担忧。主管经济的同志回信说：‘赵老，你多虑了，现在是和平年代，讲究的是合作共赢，没有什么阴谋不阴谋了。大家都是朋友了。’
“我听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和平年代就不讲究斗争策略了？就忘记了我们的对手曾经是如何对付我们的了？我们的国家和他们对抗了几十年，真刀真枪地干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人家说忘记就忘记了？怎么那么简单！千万不要低估了美国佬的的智商，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得多了。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干的。他们会让你白白赚他们的钱？他们就是设计好一个陷阱，让你主动上钩，用纸换你生产的东西，这样便宜的事情，怎么不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毛主席的话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连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都是一笔糊涂账，那将来会出什么更糊涂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但愿我是杞人忧天。我只是担心，干革命一辈子，到头来输得一干二净，还赔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将来不好意思去见马克思和主席啊！”
王一鸣静静地听老爷子唠叨了半天，个个问题，都是那么现实、具体、深刻，尖锐，而且切中时弊，都是事关国家、民族全局的大问题，都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地存在的，不容忽视。但以王一鸣的经验，似乎大家又都熟视无睹，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即使像王一鸣这样的高级干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几乎从来不触及这么尖锐的问题。在更高一级的领导下来调研，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更是有眼色的，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话净拣好听的说，唱赞歌的多，提问题的少，即使提问题，也是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问题，都是上级糊弄下级，下级讨好上级，这样一团和气，大家皆大欢喜。在任的官员，下意识地出于保护自己乌纱帽的考虑，他们或者故意漠视这样的问题，或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的问题不是自己这个层面的人需要考虑的，或者长期以来，唯命是从惯了，已经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退化为会议的传声筒和领导的应声虫。
如今，在赵老面前，面对他老人家一个又一个的提问，王一鸣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惭愧，知识的储备不足，思考的深度不够，关注现实的勇气不多，比着赵老，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长者，自己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对这个问题，王一鸣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他说：“老爷子，听了您的这一番话，我如醍醐灌顶，惭愧至极！许多问题茅塞顿开。本来我这一级的干部，又长期在国家机关关键的岗位上，应该多思考这些事关全局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由于忙于事务，满足于听从上级指示，传达上级指示，按部就班地工作，对于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基本上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中央领导考虑的事情，自己的使命就是严格遵守中央指示，贯彻命令就行了，而自己没有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满足于当好一个下级，当好二传手，上面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似乎不这样做，就是对抗上级，不服从命令，自己在工作中，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循规蹈矩，本本分分，力求不出问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自己才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出风头，不做出头鸟。这样才是为官之道。”
赵老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没错。但每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高级干部，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共产党人，是追求真理的。我们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毛主席就说过，对于上级有明显错误的命令，下级可以不服从，不要什么时候都盲目执行上级的命令。毛主席他自己，就是多次不服从中央的典型。当年在井冈山开创根据地的时候，中央曾要求，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把军队留给别的同志，他到上海中央总部去任职。文件已经下发到毛泽东手上了，他思考之后，还是决定不执行中央的命令。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国革命。他在一生中，曾经屡屡对抗中央的命令，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思想，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挽救了中国革命，使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的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敢于特立独行的勇气，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主席人是作古了，但他的思想还在，他的功绩，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不能否定的。否定了主席，我们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没有了，中华民族就会又成为一盘散沙。你就要下去赴任了，临行之前，我给你讲了这么多的话，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个老头子的良苦用心，我是希望你尽快成长起来，多学习，多思考，立足于做一个大政治家，不做政客；为老百姓做大事，做好事，不做尸位素餐、留骂名于千古的罪人。”
王一鸣一个劲地点头说：“我记住了，多谢您老这些年对我的栽培和教诲，我一定遵照您的话，做大事，做好事，多思考，多学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赵老说：“好，最关键的是，把我布置的题目研究清楚，思考透彻，今后贯彻在工作中，有时间向我解释清楚。”
王一鸣说：“好，您老放心吧，我会的。”
等两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按照习惯，这个时候，赵老要一个人静静地散步了，于是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可以各人干各人的事情去了。郑南起第一个告辞，他握住王一鸣的手说：“老弟，哥哥我祝你早日高升！有用得着哥哥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只要我在清江，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们清江这几年，别的不好说，经济实力是大不一样了。一个江城市的财政收入，现在就是一千多亿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东部发达地区的方阵。需要我的时候，就不要客气了。”
王一鸣说：“老哥，会的，有我求你帮忙的时候，到时候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郑南起拍了一下王一鸣的肩膀说：“哪能啊？你我谁跟谁啊！我好赖还是个常务副省长嘛！有什么事情，还说得上话！”
说完，郑南起就钻进了发动的汽车里，向大家招了招手，扬尘而去。
司机小吴这个时候也在发动汽车，王一鸣就挨个和大家握了握手，握到经天的时候，王一鸣说：“大哥，今天人多，没时间和你仔细聊天，这样吧，你哪天到西江来转转，考察考察，我们兄弟好好聊一聊。西江那里，水利、矿产资源都很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你们天伦集团，什么时候在那里搞他几个大项目，就算帮我一把，好不好？”
经天豪爽地拍了王一鸣一下，说：“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什么也不多说了，我下一步就到你们那里看看，投资几个大项目，为你擂鼓助威。”
到了经英那里，王一鸣开玩笑地说：“姐，我就不欢迎你多去西江了，你一去，那个震荡简直是太大了，说不定小道消息又要满天飞，谁出事了，谁落网了，老百姓会议论纷纷的。我也不要求你关照我了，到需要姐关照我的时候，就坏菜了。”
“第三，我们共产党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解放前，我之所以参加革命，不是为了钱。为了钱我就不用参加革命了，我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唱的《国歌》、《国际歌》，讲的是什么？难道新中国建设，就是为了钱吗？为了发财致富吗？‘共产’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吗？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献出生命迎回来的社会竟然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会怎么想？主席说过：‘几千万人头落地啊，我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有没有人认真想一想这个问题。新中国到底新在什么地方？现在有没有剥削，有没有压迫，那么多的黄赌毒是怎么回事？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研究，不能熟视无睹。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搞不清楚，怎么发展，怎么向人民交代，怎么好意思百年之后到地下去见马克思，见主席，到时候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主席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两个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我老了，但还没有糊涂。脑子还会思考问题。我前一段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我的困惑和担忧。主管经济的同志回信说：‘赵老，你多虑了，现在是和平年代，讲究的是合作共赢，没有什么阴谋不阴谋了。大家都是朋友了。’
“我听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和平年代就不讲究斗争策略了？就忘记了我们的对手曾经是如何对付我们的了？我们的国家和他们对抗了几十年，真刀真枪地干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人家说忘记就忘记了？怎么那么简单！千万不要低估了美国佬的的智商，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得多了。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干的。他们会让你白白赚他们的钱？他们就是设计好一个陷阱，让你主动上钩，用纸换你生产的东西，这样便宜的事情，怎么不干？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毛主席的话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连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都是一笔糊涂账，那将来会出什么更糊涂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但愿我是杞人忧天。我只是担心，干革命一辈子，到头来输得一干二净，还赔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将来不好意思去见马克思和主席啊！”
王一鸣静静地听老爷子唠叨了半天，个个问题，都是那么现实、具体、深刻，尖锐，而且切中时弊，都是事关国家、民族全局的大问题，都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地存在的，不容忽视。但以王一鸣的经验，似乎大家又都熟视无睹，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即使像王一鸣这样的高级干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几乎从来不触及这么尖锐的问题。在更高一级的领导下来调研，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更是有眼色的，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话净拣好听的说，唱赞歌的多，提问题的少，即使提问题，也是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问题，都是上级糊弄下级，下级讨好上级，这样一团和气，大家皆大欢喜。在任的官员，下意识地出于保护自己乌纱帽的考虑，他们或者故意漠视这样的问题，或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的问题不是自己这个层面的人需要考虑的，或者长期以来，唯命是从惯了，已经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退化为会议的传声筒和领导的应声虫。
如今，在赵老面前，面对他老人家一个又一个的提问，王一鸣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惭愧，知识的储备不足，思考的深度不够，关注现实的勇气不多，比着赵老，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长者，自己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对这个问题，王一鸣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他说：“老爷子，听了您的这一番话，我如醍醐灌顶，惭愧至极！许多问题茅塞顿开。本来我这一级的干部，又长期在国家机关关键的岗位上，应该多思考这些事关全局的问题，但长期以来，由于忙于事务，满足于听从上级指示，传达上级指示，按部就班地工作，对于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基本上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中央领导考虑的事情，自己的使命就是严格遵守中央指示，贯彻命令就行了，而自己没有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满足于当好一个下级，当好二传手，上面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似乎不这样做，就是对抗上级，不服从命令，自己在工作中，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循规蹈矩，本本分分，力求不出问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样自己才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出风头，不做出头鸟。这样才是为官之道。”
赵老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没错。但每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像你这样的高级干部，更不能忘记了，我们共产党人，是追求真理的。我们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毛主席就说过，对于上级有明显错误的命令，下级可以不服从，不要什么时候都盲目执行上级的命令。毛主席他自己，就是多次不服从中央的典型。当年在井冈山开创根据地的时候，中央曾要求，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把军队留给别的同志，他到上海中央总部去任职。文件已经下发到毛泽东手上了，他思考之后，还是决定不执行中央的命令。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国革命。他在一生中，曾经屡屡对抗中央的命令，用自己的头脑判断、思想，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挽救了中国革命，使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的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敢于特立独行的勇气，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主席人是作古了，但他的思想还在，他的功绩，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不能否定的。否定了主席，我们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没有了，中华民族就会又成为一盘散沙。你就要下去赴任了，临行之前，我给你讲了这么多的话，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个老头子的良苦用心，我是希望你尽快成长起来，多学习，多思考，立足于做一个大政治家，不做政客；为老百姓做大事，做好事，不做尸位素餐、留骂名于千古的罪人。”
王一鸣一个劲地点头说：“我记住了，多谢您老这些年对我的栽培和教诲，我一定遵照您的话，做大事，做好事，多思考，多学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赵老说：“好，最关键的是，把我布置的题目研究清楚，思考透彻，今后贯彻在工作中，有时间向我解释清楚。”
王一鸣说：“好，您老放心吧，我会的。”
等两人从屋子里走出来，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按照习惯，这个时候，赵老要一个人静静地散步了，于是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可以各人干各人的事情去了。郑南起第一个告辞，他握住王一鸣的手说：“老弟，哥哥我祝你早日高升！有用得着哥哥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只要我在清江，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们清江这几年，别的不好说，经济实力是大不一样了。一个江城市的财政收入，现在就是一千多亿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东部发达地区的方阵。需要我的时候，就不要客气了。”
王一鸣说：“老哥，会的，有我求你帮忙的时候，到时候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郑南起拍了一下王一鸣的肩膀说：“哪能啊？你我谁跟谁啊！我好赖还是个常务副省长嘛！有什么事情，还说得上话！”
说完，郑南起就钻进了发动的汽车里，向大家招了招手，扬尘而去。
司机小吴这个时候也在发动汽车，王一鸣就挨个和大家握了握手，握到经天的时候，王一鸣说：“大哥，今天人多，没时间和你仔细聊天，这样吧，你哪天到西江来转转，考察考察，我们兄弟好好聊一聊。西江那里，水利、矿产资源都很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你们天伦集团，什么时候在那里搞他几个大项目，就算帮我一把，好不好？”
经天豪爽地拍了王一鸣一下，说：“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什么也不多说了，我下一步就到你们那里看看，投资几个大项目，为你擂鼓助威。”
到了经英那里，王一鸣开玩笑地说：“姐，我就不欢迎你多去西江了，你一去，那个震荡简直是太大了，说不定小道消息又要满天飞，谁出事了，谁落网了，老百姓会议论纷纷的。我也不要求你关照我了，到需要姐关照我的时候，就坏菜了。”